越南投資“退熱”

　　一個投資商的體會：越南低勞動力成本誘人的同時，亦存在征地難、土地成本高、工人效率較低、產業配套不足的種種現實。

 

　　算下來，俞泓去越南已經不下七八十次。

 

　　中越兩國在越南的北部城市海防新建了一個經濟貿易合作區（下稱“海防工業園”），由深圳市深越聯合投資有限公司（下稱“深越公司”）投資建設和經營服務，俞泓是這家公司的營銷總監。

 

　　工業園的招標正在進行中，俞泓正接洽的有七八家企業。“如果事先沒有考察權衡個一兩年，咱們先不忙談。”俞泓的態度很實在，投資不是兒戲。他深知，越南的這一端，是低勞動力成本的美麗誘惑，另一端則是征地難、土地成本高、工人效率較低、產業配套不足的種種現實問題。

 

　　事實上，隨著對投資者的政策優惠減少，中國制造業轉移的“越南熱”逐漸“退燒”，多位熟悉越南投資環境的人士告訴《第一財經（微博)日報》記者，現在，企業做出赴越南投資的決定需要更加慎重。 

 

　　金融危機后的轉移

 

　　2008年金融危機使得中國的眾多制造類企業風雨飄搖，尤其是一些勞動力密集型的低端制造業，他們原本就并不高的利潤率在這場金融危機的重創后更顯孱弱。在這種情況下，許多企業被迫做出選擇，轉移到成本更低的地方去。

 

　　相比中國內地，越南、緬甸、柬埔寨這些東南亞國家的勞動力成本更加低廉，水電、原材料等成本也更便宜，而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越南等國開始重視經濟發展，出臺了一系列的優惠政策以吸引外國投資者。這些因素促使了一場赴東南亞的投資熱潮。

 

　　袁明仁是東莞臺商協會的顧問，前兩年東莞的臺商成批組團赴東南亞考察，作為投資顧問，他都帶過十幾撥考察團。在有著“中國外貿火車頭”之稱的東莞，大批制鞋廠、服裝廠、電子廠在金融危機中受到重創，袁明仁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在多家關廠的臺商企業里，起碼有一成是轉到東南亞去了。 

 

　　由于成本優勢明顯，赴越南等東南亞國家投資的大多是勞動密集型企業。而轉移后的產業格局也已經在越南悄然形成。在越南南部，以制鞋業、紡織業為主，北部則以電子業居多。

 

　　事實上，也有很多非勞動密集型的企業轉移過來。本報記者采訪發現，勞動力成本低只是吸引企業轉移的其中一個因素，規避反傾銷風險是轉移的另一個重要誘因。俞泓告訴本報，從2004年開始，由于美國和歐盟開始對中國大陸的企業進行設限，當時就有一批港資和臺資的企業，像家具、皮具、紡織，轉移到了越南，重點的區域就是胡志明市。

 

　　前江投資管理責任有限公司董事長助理張黎明也表示，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一些外貿企業認為可能會越來越多地遭遇歐美的反傾銷，所以提前布局到越南這類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地方，以規避反傾銷風險。通常，這類遷移企業中，輕工業產業會多一點，比如機械電子、建材化工、紡織等行業的企業。

 

還有一些企業的轉移是由于看中了東盟這塊蛋糕。2007年開始赴越南投資的深圳市雄韜電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雄韜電源”）把東南亞市場放在很重要的位置，該公司的副總裁陳宏告訴本報，在他們的市場戰略中，東南亞的市場規模（含印度）占整個集團的20%~30%。而他們這幾年的“試水”效果顯然不錯，2011年他們在越南買地建立了一個4萬平方米的生產基地，這里生產的產品主要供應東南亞市場，兼顧歐美市場。

 

　　低成本VS低效率

 

　　在工業園的招商中，俞泓強調的一點是越南的低成本。而這也是很多企業最終相中越南的原因。

 

　　海防工業園的招商手冊介紹，海防市最低工資標準為200萬越南盾∕月（折合人民幣600元），外資企業員工的一般工資為普通工人每月750元~900元，技術工人每月1000元~1500元。對于企業主來說，這個數字顯然比深圳動輒三四千元的員工工資更有吸引力。

 

　　陳宏告訴本報，他們的科技園設在離胡志明市30公里的地方，現在員工的基本工資是700~750元，加上加班費、補助等一共1000元左右，盡管比起2007年600元左右的水平現在漲了近一倍，但相比國內還是有優勢，雄韜電源在深圳的員工基本工資就有1500元。

 

　　俞泓前段時間也去蘇州高新園區談過幾家電子企業，他們想要轉移也都是因為國內成本太高，三年翻了三番，一個普工的工資是三千，加上包吃住，一個月差不多要四千多。

 

　“越南實行的是每周六天工作制，大部分員工都不需要宿舍，他們更傾向于自己租房住。”俞泓說。

 

　　然而任何事都不是完美的，在盤算著低工資為企業省下多少成本的同時，這邊的企業也必須要接受勞動力效率較低的現實。

 

　　陳宏表示，越南的人工效率相比國內大概是1：1.5的水平，也就是說在國內1個工人完成的工作在越南需要1.5個工人去做。

 

　　效率不那么高的原因，或許能從教育和文化上找到根源。多位熟悉越南的人士向本報記者反映，由于以前是法國的殖民地，越南受到法國影響非常大，人們對于賺錢這件事情并不十分熱衷，大部分人的心態是“做夠了我就不做了”。

 

　　“那邊的人都是掙夠了今天的錢就不去工作了，男的去喝啤酒喝咖啡，女的回家做家務。”俞泓說。

 

　　此外，越南的學校都是綜合性的大學，幾乎沒有專門培養某種技能的職業技術學校，例如烹飪學校、電子技校、旅游學校等等。袁明仁認為，這導致越南人才的專業程度不夠。

 

　　有9000萬人口的越南，現在也開始面臨缺工問題。袁明仁表示，現在南越很缺工，較晚開發的北越情況稍好。此外，越南每年都固定會有一兩次以漲薪為主題的罷工，這些也都是讓企業們棘手的問題。

 

　　“畢竟在人家的地盤，我們也不能太強硬。”為了適應這里的文化，中國的企業在管理上做出相應調整。陳宏說，越南的很多工人都有發工資第二天不上班的習慣，因此雄韜電源在越南的生產基地在發工資的前一天把生產任務安排得緊張一點，這樣第二天發完工資就可以給一部分員工放假。

 

　　“盡管效率較低，但工資少了一半，所以算下來，還是有節省，人工大概有20%的優勢。對勞動密集型的行業還是有吸引力的。”陳宏說，電池行業并不算勞動力密集，但他們在這邊的綜合成本也省了5~6個百分點。

 

　　從事色紡紗行業的百隆東方股份有限公司是第一家與海防工業園簽約的企業，該公司一名高管向本報透露，他們在越南的制造成本相對國內便宜很多，原材料在當地買，加上水電、勞動力，總成本省了20%。 

 

　　褪色的政策光環

 

　　這幾年隨著越南的經濟發展，上世紀九十年代給予外資企業的優惠政策逐步減少，之前給予工業園的一些優惠政策現在都已逐步取消。

 

　　俞泓透露，越南的土地成本要比國內高得多，國內的工業區大部分是免費的，而到越南的話，工業園拿地就不便宜，比如海防工業園拿地的綜合成本就達到每平方米30美元（折合人民幣約190元），這樣給入園企業的價格至少要45~60美元。

 

　　除了土地成本高，征地難更是讓俞泓頭疼了四年。盡管有著中越兩國高層的積極推動，海防工業園的項目卻并不如他預想中的輕松。海防工業園的征地從2007年開始到今年8月才終于拿下。

 

　　這樣一個征地項目，在俞泓看來，“半個月就可以在中國搞定”，在越南卻進行了四年。背后除了有對當地風俗的尊重，或許還有當地政府的不夠高效。因為征地進程的緩慢，一些本來已經談好要入園的企業等不及去了其他的地方。

 

　　對于企業的“走出去”，中國依然有著政策上的支持。今年6月，中國財政部和商務部聯合下發了《關于2012年對外經濟技術合作專項資金申報工作的通知》。根據這份通知，中國企業到境外進行投資，可以申請專門的補助，比如前期費用、資源回運運保費、外派勞務人員的適應性培訓費用及企業投保海外投資保險的保費等。此外還可對企業的境內和境外貸款進行貼息。

 

　　產業配套是否足夠也是企業轉移前要重點考察的問題。多位受訪對象表示，總的來說越南的產業配套尚不充分，但是也因行業而異。

 

　　袁明仁表示，以制鞋業來看，這部分企業轉移過去得比較早，產業配套供應鏈都比較完善，原材料都可以在當地找得到，但電子業就未必了，很多都需要從廣西這邊運過去，需要大概三小時的時間可以運到北越。

 

　　陳宏表示，對于自己所從事的電池行業來說，越南的產業配套不太好，有一些材料還是要從國內買，比如電池殼、隔板、添加劑等等，這幾類材料暫時還沒有相關的公司在越南設廠。

 

　　多位熟悉越南的受訪者均對本報表示，越南現在的基礎設施大概相當于中國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水平。交通、通訊等各方面設施都還比較落后，“很多電線桿，拉得到處都是電線，有很多‘蜘蛛網’。”陳宏說。

 

　　而對于成本和利潤就是生命的企業來說，“蜘蛛網”或許不算什么，轉移到國外去，他們需要考慮的，是供應鏈是否完備、成本預算是多少、市場在哪里，以及當地的政策環境。

 

　　袁明仁前兩個月又領著一撥在東莞的臺商考察去了，這一次他們的目標是緬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