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業民工荒之惑
最近這幾年的春節，對于沿海地區的老板們而言可以說是“春劫”。因為從2004年到2011年，每年都不可避免的出現“民工荒”，而且已從局部擴至全局、從周期性變為長期性。似乎很多工廠在節前就預感到了節后將會出現的“民工荒”，紛紛使招讓員工在節后能正常返回自己的工廠。如為工人買好往返車票、或為工人租賃回鄉的大巴、或給推薦老鄉過來可以得到介紹費。種種手段來留住員工和吸引更多的工人。
盡管如此，今年的“民工荒”還是照樣來了，而且比往年來得更早一些。“盡管‘劉易斯拐點’是否到來尚無定論，但‘用工荒’的普遍存在卻是客觀現實，并已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經濟的發展。”談到‘用工荒’的話題，全國人大代表、新光控股集團董事長周曉光顯得有些激動，“僅金華市而言，去年底的調查數據顯示，用工缺口就達20萬人。‘用工荒’已成為各級政府和廣大企業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
“民工荒 誰在慌”
通過各個人才招聘市場及企業門口的招聘攤位可以看出，制造業的普工崗位，如電子、機械、制衣加工等企業的普工崗位是目前最缺乏人力資源的工種。這些工作崗位大部分門檻很低，對文化水平要求不高，有無經驗都可。但就算是這樣，前來應聘的人依然寥寥無幾。而制造業企業的管理崗位以及一些坐辦公室的白領崗位的應聘人員還是人滿為患。
“民工荒 誰最慌”
事實上，民工荒也并不是所有的制造業的企業都“荒”，像深圳富士康今年需要招聘的人數大概是4000人，而前來應聘的人超過了8000。像富士康這樣的“巨無霸”企業之所以不缺人，是因為他們開出的工資條件是同行業中最高的。而最近兩年，招聘規模在200人以下的小企業越來越少了——這些企業規模小，沒法開出高工資，招不到人，生存越來越難，有的直接倒閉了。中小企業的生存環境將隨之變得更加艱難。
農二代的選擇傾向
一方面，工廠普通反映招不到工人，另一方面，失業人口也在不斷上漲。據《中國日報》去年的報道我國的失業人口有2億。這些失業人口中大部分是“農2代”。作為80、90后的這些農2代，他們有了更多的信息接收渠道，心態也跟他們的父輩有所不同。如果讓他們從事一份枯燥簡單又常常需要加班的流水線工人的話。他們寧愿閑賦在家等機會。新生代農民工要求合理工作時間、要求更多的文化休閑時間。在他們看來，一份有發展前景的工作比起工資條上的數字更能吸引他們。
人口發展結構的問題
據測算，從2004年到2011年，中國16-24歲勞動年齡人口平均每年以13.6%的速度減少。另據RichardpJackson和NellpHowe研究，中國青壯年人口數量將在2015年達到頂峰，隨后逐漸下降。到二十一世紀中葉，中國總計將失去18%-35%的青壯年勞動力。中國的社會生產力和幸福指數將嚴重受到影響。始作俑者是計劃生育，它使得中國每年出生人口在1980年代末期達到頂峰后逐年下降。到1994年，全國小學新入學人數直線下降，小學總人數在1998年后也直線下降。再然后便是21世紀的“勞工荒”。
東西部企業開始民工爭奪戰
與往年不同的是，現在西部開始主動截留民工。在火車站、汽車站等地可看到不少企業設立了招聘攤位。一場中西部與東部的民工爭奪戰正在上演。“年年往返，長途花錢還受累”“留在重慶、節約路費不受罪”“顧好家、看好娃、家居重慶享安康”等動情的橫幅非常煽情。為了留住這些返鄉的民工，企業使盡渾身解數。
相比之下，東部沿海地區打工的工資待遇和生活條件沒有了競爭優勢。隨著物價的不斷上漲，昔日的工資水平已經很難滿足于他們養家糊口的需求。而在自己的家鄉門口又有這么多的工作機會。這一場東西部的搶人大戰，天平開始傾斜。
大都市的冰冷讓農民沒有了夢想
隨著各地房產限購令的出臺，給外地人在城市買房設立了一道道的障礙。隨著而來的是租房價格的不斷上漲。且不論這些限購令的地方保護主義是否阻礙著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可以預見的是這些“規定”對外地人口赤裸的歧視將令他們感覺到城市的冰冷。而無法在城市立足的民工，總有一天會回到他們來的地方。如果家鄉現在有了不錯的工作機會，就算是工資水平比東部稍遜一籌，他們也會寧愿早日回到自己的家鄉找一份穩定的工作。
提高工資并不能解決民工短缺的問題
據了解，在浙江的制造業企業當中。有八成的企業愿意通過提高15%的工資來吸引或者留住工廠。然后對于紡織服裝制造業來說，這樣的做法無疑加速企業的關閉。隨著原材料成本的高漲、人民幣的不斷升值，紡織類的制造企業實際已經走到了虧損的邊緣。如果大幅提高工人的工資，將會對企業造成更大的經營壓力。而對于工人來說，日常生活用品的價格的不斷上漲，就算是“15%”的上漲工資也未必能緩解生活壓力。所以說，漲工資是既殺傷了企業，勞動者也沒有真正獲利。
亞洲四小龍的轉型模式
其實“民工荒”的問題曾經的“亞洲四小龍”韓國、臺灣、新加坡、香港也遇到過。它們是怎么去面對這一問題呢？如何從出口導向型和勞動密集型轉變為資本密集型、科技密集型的呢？
上個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臺灣、韓國、新加坡的出口加工貿易模式逐漸失去比較優勢，韓國把產業發展的重點集中到鋼鐵、造船、汽車、電子、石油化工、金屬加工和橡膠行業。臺灣則集中發展機械、電子、資訊等到技術密集型工業，與韓國、臺灣的產業升級依靠民間企業不同，新加坡的產業升級更多地依靠外資企業，新加坡每一次產業升級，都將引入外國投資作為主要手段，新加坡的加工貿易逐步轉向資本及技術密集型的飛機件、自動化器材、電子食品及配件、通訊設備和醫療設備為主要產品上。因此在低端產業向外轉移的同時，臺灣、韓國、新加坡也能把本地高端產業的外延擴展出去。相比之下香港則沒有放棄對低廉勞動力的追求，將加工制造轉移到珠三角等地區，而在香港本地則專門負責外貿，沒有本地技術升級過程。直至后來制造業完全空心化。而且香港炒股、炒樓盛行，造成了樓價等虛高，泡沫過大。
今天東部沿海地區所面臨的問題正如當年香港的處境，如果我們一味地追求低廉勞動力，企業將喪失轉型升級的動力，像香港當年的模式（把制造業轉向珠三角地區），只是將產業從沿海地區遷移到中西部地區。也許這樣做能從短期內解決勞動力的問題，但是并不能解決產業發展的核心問題，企業的競爭力并不會得到提升。而且，從國內人口發展趨勢可以看出，就算是在中西部，勞動力的人口數量也在不斷減少。可以說，不管在什么地方發展，依賴廉價勞動力的產業將會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被淘汰。
轉型升級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
產業的轉型升級是近年來的熱門話題，特別是經歷了“金融危機”之后，人們更加認識到轉型升級的必要性。但是“轉型升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在這個過程中需要政府出臺各種優惠政策、各項措施助企業一臂之力。現在政府提倡“節能減排”，并常對工業企業拉閘限電。這些都會對企業形成一定的經營壓力。而制造業在升級轉型過程中最需要進行的是設備的更新改造。但是政府對于這些設備的改進還需要征收17%的增值稅。如果像韓國、臺灣等在產業的升級轉型過程中給予很多的政策優惠，特別是在稅賦方面。讓各個企業很愿意自覺進行升級轉型，并進行有效的改造。從民工荒的現象可以看出，制造業對于低廉的勞動力還是有很大程度的依賴性。在完成“轉型升級”的過程中，政府將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知識鏈接】
劉易斯拐點：即勞動力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是指在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逐步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逐漸減少，最終枯竭。該概念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劉易斯在人口流動模型中提出。
人口紅利：所謂“人口紅利”,是指一個國家的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大，撫養率比較低，為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的人口條件，整個國家的經濟成高儲蓄、高投資和高增長的局面。“紅利”在很多情況下和“債務”是相對應的,因此，在我們享受“人口紅利”豐厚回報的時候，千萬不要忘記今后可能會面對的人口“負債”。
文/譚海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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