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半年鋪天蓋地的“爆單”報道，再到下半年的“缺單”傳聞，東南亞的訂單似乎跟股市行情一樣跌宕起伏。

據多位在東南亞國家從事外貿出口業務的人士表示，近幾個月來，確實感受到訂單明顯減少。歐美需求減少是主要原因，但這也與今年三、四月份的超常規訂單爆發后逐漸趨于平穩有關。有專家預測，這一情形或持續到明年四月后。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上半年，越南等東南亞國家是否有能力取代中國成為新的“世界工廠”曾一度成為海外輿論關注的焦點。目前來看，“難以取代”成為業界共識。

那么，東南亞各國如今實際訂單情況如何？訂單變動的影響因素有哪些？對中國又有什么影響？



“我所在的工廠，主要做歐美服飾的代工，從9月份開始分批放假，訂單很少。”小張是一名在柬埔寨某中小型服裝廠從事管理的中國人，他表示，柬埔寨對疫情管控一直都不嚴格，去年因周邊國家相繼封城，曾吃到過一波訂單轉移紅利，但隨著周邊國家陸續“躺平”后，之前轉移到柬埔寨的訂單又轉走，今年下半年以來，訂單更是急劇減少。

在越南從事木材生意的李先生，發現一些下游家具廠的生意也變淡了，“越南國慶，我有很多客戶放了7天假，往年一般都是放兩天，很多客戶都減少了訂貨量。”

河北優耐德節能科技有限公司執行總裁劉曉明表示，公司往年都會接到來自越南、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的訂單，今年尤其是最近訂單確實比較冷淡，“今年以來，馬來西亞就沒訂單了，菲律賓訂單較少，越南有兩個月沒訂單。”

東南亞此輪外貿訂單減少，中小企業受沖擊較大，而一些具有產業鏈優勢的大企業，受影響較小。

蘇先生是長三角一家A股紡織行業上市公司的負責人，他所在的企業，在十年多前即在越南布局。蘇先生說：“每家公司受影響的程度，與企業在產業鏈上的定位和地位有關系。”

蘇先生表示，目前東南亞制造業并非完全拼成本、拼低價，大多長期合作的客戶看中的是產業鏈完善帶來的品質和交期的確定性，“我們公司的產業鏈布局，是從原料開始，以及在各海外基地的多元布局，這些因素都讓客戶對我們很倚重。”

正是這些優勢，讓其公司在產業鏈中占據較高地位，因此公司訂單受影響不大。據蘇先生觀察，現在歐美大客戶的訂單有兩大趨勢，一是集中采購趨勢，特別是比較好的品牌商都在逐漸淘汰中小型企業；二是傳統服裝等訂單，向東南亞轉移是一個確定性的趨勢。

柬埔寨的小張同樣提到了訂單向頭部企業集中的趨勢，柬埔寨訂單下滑主要集中在小企業，大企業抗風險能力更強。“此外，柬埔寨因為工業發展基礎薄弱，現在的出口訂單主要集中在紡織服裝鞋類，以及中國轉移過去的組裝等簡單類別的加工，在產業鏈中處于劣勢，受到的影響會更大。”

越南中國商會胡志明市分會會長趙騫稱，相比于今年上半年三月、四月的出貨高峰期，現在越南木器行業的訂單能達到50%算是很理想的情況，不少企業僅有高峰期的30%，一些小的企業可能僅有10%左右，鞋類服裝類也是差不多情況。

胡志明市工藝美術和木材加工協會(HAWA)的調查表明，90%以上的成員企業減少了出口訂單；73%的企業收入減少10%至90%；65%的企業有裁員。

歐美需求放緩是主因 專家預測至少要持續到明年

歐美主要經濟體高通脹疊加消費需求萎縮，被認為是近期東南亞多國出口訂單明顯縮減的主要原因。

“環球同此涼熱。”北大匯豐智庫副秘書長、助理研究員蔡榮表示，支持出口訂單增長最重要的基本面因素是全球經濟，尤其是美國、歐盟等主要發達經濟體的需求增長。

然而，2022年以來，世界經濟面臨高通脹和緊貨幣兩大負面沖擊。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報告顯示，全球有超過100個國家通貨膨脹率在6%以上，IMF今年7月第三次下調全球經濟增長預期，下半年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的風險持續上行。同時，歐美等全球主要經濟體紛紛加息。通脹的持續攀升推動多種日常消費品價格上漲，歐美消費需求急劇萎縮，多個發達經濟體面臨經濟增長動能放緩的風險。

“在此背景下，全球出口訂單增長放緩甚至下降，東南亞國家作為外向型經濟的代表，出口訂單下降也在情理之中。”蔡榮表示。

“高通脹和弱需求之下，歐美發達經濟體紛紛縮減進口訂單，這才出現了東南亞國家訂單荒局面。”光大證券首席宏觀經濟學家高瑞東亦表示。

除了前述受海外通脹和消費力下降影響，蘇先生認為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去年航運不暢，很多客戶擔心運力持續緊張，所以加了很多單，備了大量庫存，因此需要今年的圣誕季來消化，這也就導致今年訂單沒有去年飽和。

在高瑞東看來，不同于去年疫情引起的短期訂單減少，此次訂單荒或對越南產生較為長期的影響，“從目前訂單情況來看，9~10月越南出口增速仍將持續下行。”

趙騫預測，當前訂單變化取決于歐美經濟是否改觀，他估計至少要到明年4月后。

東南亞國家和中國是亞太地區最重要的貿易伙伴之一，東南亞國家的訂單減少，對我國相關產業和貿易影響如何？

高瑞東表示，東南亞多國是我國重要的訂單轉移國，在許多產業鏈條上關聯緊密，東南亞訂單減少，對我國相關產業鏈產生一定影響。

其中，與東南亞產業深度捆綁的我國紡織等輕工制造領域，被認為受影響較大。

近年來，隨著我國人力成本提高和產業升級，紡織、鞋帽和玩具等部分產業在我國已經不具備比較優勢，我國企業為了降本增效，紛紛在東南亞投資建廠。東南亞多國在承接這些行業海外訂單的同時，也擴大了從中國原材料進口的份額。

“我國是東南亞多國重要的進口市場，東南亞的出口有相當一部分來自中國的轉口貿易，即通過從中國進口原材料，在東南亞國家本土組裝加工，從而出口至海外。”高瑞東表示，在服裝、鞋帽、家具等產業鏈上，中國與東南亞多國相互綁定，關聯緊密，因此東南亞國家訂單減少，我國進口訂單也會大幅減少，從而影響到我國相關產業鏈的生產與出口。

越南海關部門的數據顯示，2022年上半年，越南從我國進口的面料金額約為51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長約11.1%，占越南進口面料總金額約64.1%。一旦越南紡織行業出口訂單大幅減少，或將波及我國面料對越南的出口。

值得一提的是，與以往我國和東南亞各國出口訂單“此消彼長”不同，“由于東南亞該輪‘訂單荒’更多是全球需求疲弱導致的，與東南亞本土供給關系不大，而是全球整體訂單出現萎縮，在這種情況下并不存在出口替代、訂單回流我國的情況。”高瑞東說。

在他看來，隨著美聯儲、歐洲央行持續大幅加息，全球總需求持續回落，或也將在某種程度影響我國下半年的出口。

跨境產業鏈作為國際大分工體系下，經濟活動在產業上下游和區域國別間所形成的生產關系，自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就不斷演進與變遷。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與愈發復雜的國際局勢，加速了新一輪跨境產業鏈轉移的總體進程。

阿里研究院跨境電商研究中心在2022年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上發布的《數字貿易時代我國跨境產業鏈變遷及新比較優勢研究報告》顯示，多向遷移、非經濟因素擾動以及分化式轉移成為全球新一輪跨境產業鏈變遷的特征。

根據新一輪跨境產業鏈變遷的特征，首先，跨境產業鏈轉移方向由單向變為多向。一方面，服裝鞋帽等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向東南亞國家；另一方面，出現了“近岸遷移”以及部分高端制造產業向發達國家回流的情況。其次，存在非經濟因素擾動的被動性變遷成分，價值觀供應鏈可能弱化甚至背離傳統產業轉移的效率原則，“友岸外包”“近岸外包”的現象也在出現。最后，產業鏈出現上下游分化式變遷，一改傳統全鏈路變遷范式，行業細分與生產環節細化程度不斷提高。

阿里巴巴國際站自1999年成立以來，已覆蓋41個行業，面向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2600萬商家開展跨境業務。通過分析2019年至2022年阿里國際站上服裝、消費電子等重點行業的上下游產品出口情況，報告發現，阿里國際站對東南亞國家服裝、消費電子上下游產品出口曾在多個時期發生明顯分化。例如，2020年二季度至2021年一季度對東南亞服裝中間品出口快于成品，消費電子產品2019年就已出現近似情況。

阿里研究院副院長、阿里跨境電商研究中心主任歐陽澄認為，中國企業在國際站平臺對東南亞國家服裝、消費電子上下游產品出口的增速分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地國家產業發展的結構性調整，即中間品與原材料日益成為自華進口的重要產品。結合中國海關一般貿易數據，2021年中國對東盟10國出口紡織品491.2億美元，同比增長24.9%，遠超對美國4%的同比增速。其中，以紡織織物、紗線為代表的服裝中間品和原材料占比超過八成。

報告同時顯示，2017年-2021年，國際站向主要國家出口的平均增速均保持高位運行狀態。其中，向美國、韓國出口的平均增速超過平臺整體增速水平，歐美等發達國家和地區仍然是中國跨境電商出口的主要市場。但縱向對比近年來國際站對各國出口增速可以發現，東盟國家成為近年來國際站出口表現最為搶眼的高增長市場，其中2021年國際站對馬來西亞、印度和菲律賓的出口增速分別提高了42%、32%和30%。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此前發布的研究成果顯示，越南產業中，53%與中國國內產業形成一般性生產地轉移等競爭關系，42%與中國國內形成跨境價值鏈貿易等互補關系。但從中國產業全口徑看，中國對越南仍具有壓倒性的產業優勢。

“調研結果顯示，當前中國服裝行業具有占全球超七成的原材料產地優勢，擁有國際領先的紡紗、織布、印染自主技術裝備優勢，以及基于完整鏈路體系的柔性供應與小單快返生產能力。”歐陽澄表示，疊加消費電子行業可實現的“1小時零部件配套圈”能力等，使得越南等東南亞國家難以取代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重要地位。

借助海關統計數據，將國際站跨境電商出口與一般貿易出口的同類型產品進行對比，透露出更多信息。2019年一季度至2022年二季度，海關一般貿易中的服裝原材料出口平均增速（42.2%）高于服裝成品出口的平均增速（10.4%），兩者出口的平均增速差為31.8%，存在分化走勢。

同期，國際站的服裝原材料出口平均增速（45.2%）與海關一般貿易出口增速接近，但服裝成品出口增速（22.8%）明顯快于海關一般貿易出口增速，兩者的增速差（22.4%）小于海關數據的一般貿易出口水平。消費電子行業的對比情況則更加突出。

可見，對于服裝和消費電子類產業，通過跨境電商線上出口的產業鏈分化程度，弱于一般貿易以線下為主要出口形式的產業分化程度。此外，報告研究發現，以國際站為代表的跨境電商模式可在一定程度上幫助商戶緩解因原材料、勞動力等成本和價格上升而帶來的沖擊。

“從實踐看，以阿里國際站為代表的跨境電商平臺具備更完整的新基建商貿基礎設施，擁有全流程的跨境數字服務體系，沉淀了跨境商貿市場洞察研判工具，搭建起商貿市場主體誠信評估體系等，能夠幫助中國外貿企業不斷提升數字化能力，增強出海的確定性，從而建立起在數字時代跨境貿易的新比較優勢。”歐陽澄認為，全球貿易數字化的轉型為中國跨境產業鏈新比較優勢的建立提供了土壤和契機。中國跨境電商平臺的先行實踐和能力儲備將為中國更多產業參與國際競爭合作、加快全球化布局提供重要支撐，同時為中國構建新發展格局和實現高質量發展貢獻積極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