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的科研產出不能超過西方、不能超美，難以想象我們能單純通過商業模式的變更或分配方式的技巧走到前列。

人家做發明、你來分配，天底下恐怕沒有這般好事。只有產出強的時候，才有分配的主導權。而商業模式變化包括把一個商業渠道改成另外一個商業渠道，是左口袋與右口袋的關系，有時增加、有時不增加總量。一個大國分配方法、商業模式雖然重要，產出更重要、可能永遠是最重要。而產出的領先必需科學和技術支撐的原創性成果。



第一點需要說明，中國流行一百多年的一種說法：“中國古代有很好的科學傳統，到明清后中國科學落后于西方”，是誤傳。誤傳含有善意的原因。鴉片戰爭后，中國內憂外患，國人希望中國強大，提出我們“古代行，現代不行”以鼓勵自己。

這種的說法傳給外國人，特別是由英國的李約瑟再用英文說一遍以后“出口轉內銷”，對我們的心理有很大的安慰作用。這是在我國普遍自信比較低的時代誕生的一個迷思。

這一說法違反基本事實。中國在古代有沒有過科學？有，但很弱，而且特別缺乏抽象、系統、深刻的科學，有的主要是比較簡單的、接近實用和實用的，如與天文、農業、醫學相關的科學。

以古希臘為重要起源的科學，經歐洲傳入阿拉伯，再從阿拉伯傳回西方，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很長的歷史過程，而中國極少參與。看過歐幾里德《幾何原本》的，就系統性、深刻性、準確性而言，會感慨兩百年前的中國是否達到西方科學兩千多年前的程度？

中國傳統在科學方面不如西方，但我們并非愚蠢的民族，而是我們的智力主要沒用于自然科學。我們的人文，例如中文的詩歌，可能有些人會認為是比英文的詩歌要美很多，包括結構上的巧妙。在兩千多年前、甚至一千年前，很難看出選擇科學、還是人文一定會有很大的不同。最近幾百年，人類才認識到自然科學傳統的巨大意義。

我們的文化對真理的追求相當弱，對自然的好奇整體上也是相當差。不僅以前差，現在恐怕還是不能盲目樂觀。對真理和自然的態度成為文化傳統的重要短板，今天可能不僅影響我們的科學技術，而且對我們的社會也有影響。



我們的科學主要是從國外、特別是西方引進，西學東漸最初很慢。幾百年前一般人包括大多數中國人看不到科學的意義。

西方傳教士為了傳教而用科學技術來向我們展示西方文化，用科學技術作為例子，而中國人還稱之為“奇技淫巧”。當時只有很少數的中國知識分子在翻譯西方科學著作的時候，深刻地體會到西方的科學很強，而且遠優于我們，但中國人普遍不了解。1840年鴉片戰爭，西方槍炮打開中國大門以后，中國才有共識：我們的科學技術不如人，而科技對國家整體發展很重要。

此后，我們引進科學的速度加快，同時我們國家小學、中學、大學逐漸普遍采用西方模式，替代了中國原來以文科為主的教育。

19世紀末20世紀初，大學逐漸建立，西方的理科教育引進中國。理工科大面積引進西方教學的模式和內容。迄今絕大部分的中小學和大學的理工科教材，以西方科學的體系和成就為內容，教科書以翻譯西方的教科書為主，有少數編譯在翻譯的基礎上加入了自己的說法。偶爾出現過中國寫書西方用的情況。

1940年代，北京大學生物系的李景鈞教授，用英文撰寫《群體遺傳學》一書，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在50年代初，因為李森科主義在中國流行，李景鈞被迫離國出走，通過香港轉至美國，在美國重新出版了這本書，且再版幾次，成為全世界的群體遺傳學教科書。當然，李景鈞在北大寫書的內容仍為西方科學成果。

1949年以前中國條件很差、科學研究規模小。我們經常講西南聯大或北平協和醫學院，她們確實在一些學科取得了重要成就，程度相當高，有可能清華大學數學系同時擁有陳省身和華羅庚的時候，是迄今為止我國數學離世界數學高峰最近的時候。當然今天中國的數學做得好的人比那時多，但要超過陳省身和華羅庚這樣的組合，恐怕今天尚不敢確定，以后應該會出現。

協和醫學院在1920、1930年代的醫學科學研究做得非常好。協和醫學院是由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出資建立，且非教會學校。建校原則要求研究、教學和醫療服務，三頭并進。這種方針和政策在當時是很獨特的。1920年代的中國，相當多的人飯都吃不飽，協和醫學院居然要研究、教學、醫療并重，且研究做得非常好。

我最近看到有一個例子，有一位鮮為人知的微生物學家——謝和平，他在北平做的研究工作、發表的論文數量和質量，在微生物方面，以后幾十年協和醫學院其他人全部加起來，可能也不如他當時的工作。

國民政府主要在南京成立了中央研究院，蔡元培任院長。一方面經費有限，另外一方面，中央研究院和北京的北平研究院在建立以后不久，特別是當其房子建好不久，抗戰就開始了，投入后得到的回報有限。當時做科學的人少、規模小，談不上蓬勃發展。

1949年以前，除了國家內憂外患、經濟情況不能支持大規模的科學技術研究以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中國人并不很喜歡自然科學，中國人真正愿意學自然科學的很少。北京大學生物系在創辦的前幾年，一共只有三個學生，其中之一是現在中國科學院物理學家郝柏林的父親郝景盛。其他學科比生物可能好一些，但好不了很多，學科學的學生人數相當少。

從1949年到也許是2000年左右的50年間，因為不敢做官發財，中國人愿意做自然科學的較多，也許是中國歷史上不僅空前、還絕后的對科學興趣最高的年代。但是，中國的經濟情況并不允許支持大規模的科學研究。

中國科學院多個研究所，與民國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有承接關系，帶動中國科學。曾定位科學院做研究，高校做教育，出現爭議。熱情最高的年代經費局限，兩彈一星以及相關的學科得到支持。在非軍事目的的科學方面，投入有限。生物學方面，1950后期到1960年代中期，胰島素的工作做得很漂亮。

袁隆平作為個人，在農業研究方面獲得突出成就。袁隆平于1930年出生于協和醫院，他的出生證現在還存有，有他的小腳丫，更有趣的是負責的醫生是林巧稚，所以袁隆平遠非一般人誤認為有農民背景，而是民國政府的官二代，他報考重慶的大學也是因為那時重慶是“國統區”。袁隆平一個人開始做研究，后來才得到支持。他做科研從1956年開始、研究水稻從1960年開始、雜交水稻是1964年開始。雜交水稻成功是1974年。

2015年獲諾貝爾獎的屠呦呦參加的523計劃，早期由當時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后勤部部長邱會作參加，以后主要直接主持的是軍事醫學科學院和衛生部為行政主管，協調全國多個單位。屠呦呦這一輩人的老師主要是西方留學生。屠呦呦和她的課題組在青蒿素方面做得很漂亮，她獲諾貝爾獎是當之無愧的。

毛澤東去世之后，鄧小平對中國發展有很大的推動。他支持中國高等教育和科學技術，1970年代中晚期很多年輕人投身科學技術與那時風氣分不開。不過很快大家意識到中國科學技術與西方有很大差別，很多人出國留學。

從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雖然中國人對科學感興趣，但出國造成了中國國內自然科學人才的缺乏，雖然有少部分人回國、還有更少部分人在中國也做了重要工作，但留學對中國國內科學技術在短時間造成的直接問題是負面為主，長期也許還是帶來了更多正面。

中國投入自然科學的經費直到90年代都非常有限。經費的增加主要是1998年北京大學百年校慶的時候，聯合清華大學向國家提出建設世界一流大學，也就是所謂“985”計劃，而同期中國科學院向國家提出“知識創新計劃”。兩個計劃為高校和科學院帶來了新的資源。但1998年高校和科學院都不清楚支持能持續多久，當時主要目的是救窮救急。

985和知識創新計劃到2003年得以延續第二期，大家也看到中國經濟的發展會持續，所以中國高校和科研機構普遍能夠真正、而非口頭上考慮如何發展科學。在之前都是某個特殊計劃按某個當時的情況投入，而2003年以后大家共同認識到中國可以穩定地發展科學，真正能擺脫當時的問題，用心思來想發展，如果說主要是這十幾年，也有一定的道理。

了解科學在中國的歷程，雖然可以算100多年，但很多人有共識可以安心考慮發展只有十幾年。


是否我們就一定可以快速、長期、穩定的發展？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這樣希望。希望與現實的距離與第三點有關：華人是一個盛行實用主義的群體，不論是國內還是海外。而實用主義可能促進科學，也可能促退科學。

“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實用主義的口號，從1950年到2000年可能讓較多人對科學技術感興趣。但那50年的興趣不是因為我們真正對真理有追求、對自然有好奇，而是1949年發現升官發財此路不通。作為整體，我們中國很多人對科學感興趣是因為實用主義。雖然當時口號也叫向科學進軍，但恐怕實用才是中國人愿意做科學最大的原因。這個原因一旦消失，科學技術的人才就出現問題。

經濟發展快的現在，升官發財再度成為中國人的追求。海外華人本質上也很實用主義。即使很多海外華人說不回國是因為在國內創造性的教育環境比較差，影響孩子的教育。但仔細看海外的華人，他們的第二代大部分人是學實用的職業，按當地賺錢為標準，其中學醫算高尚的有道德的賺錢，從事忽悠行業的華人子弟比較普遍，學自然科學、以自然科學為職業的海外華人的第二代、第三代比例相當低的，顯示我們中國人萬變不離其宗的實用主義。即使有1950年到2000年左右50年的中國人表面對科學的較高興趣，其實科學在中國、在華人里都相當弱，它沒有成為文化。

今天我們既可以看到科學經費和其他的環境條件對中國發展科學是越來越好，同時我們要考慮缺乏對真理的追求、缺乏對自然的好奇的文化，實用主義對中國科學進一步發展有很大的負面影響。

有幼稚的觀點，認為莫言得文學獎、屠呦呦得醫學獎是中國要井噴諾貝爾獎。我們做出的重要科學工作會與日俱增，但增加并非無限的，限制之一是我們科學人才越來越少。條件的上升曲線和人才的下降曲線將決定我們中國科學最后的高度，不一定是不斷上升，而可能出現平臺，而平臺的高度不一定能夠達到我們希望的高度。

我們經常喜歡說中華民族是勤勞、勇敢、智慧的民族，我們當然希望是這樣，我特別希望是這樣，但智慧不是很容易衡量的，如果你要用自然科學來衡量，那我們差得還是很遠。我們要證明自己有智慧，還有相當大的距離，還有相當多的工作。對于我們來說，證明我們是有智慧的民族是一個很有挑戰性的事，而不是已經證明了、更不是舉世公認。



對任何一個大國來說，科學技術與國家的未來至少在相當長的時間是密切相關的，英國的強盛、德國的崛起、美國的崛起、日本的崛起，都有很強的科學基礎。

美國在19世紀末經濟發展的同時，實際為其科學做了很多準備。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是美國一批企業家推動、支持建立了美國現代的大學，這些大學在二十世紀起了很大作用。19世紀的哈佛、耶魯在全世界無足輕重，因為當時它們并沒有很強的科學基礎。

美國在研究方面突出的是霍普金斯大學，它在19世紀成立以后，學習德國的研究型大學，有教學、有研究。霍普金斯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培養了一批重要的科學家，如遺傳學的摩爾根是霍普金斯畢業生；卡耐基和梅隆支持大學，今天的卡耐基—梅隆是計算機很好的學校；美國的洛克菲勒出生中下階層出身，他在每三個月只有25美元收入的時候就開始捐款，不是在有錢以后才捐、是在窮的時候就開始捐款。

他的捐款是很有特色的，效果非常好，他捐款資助的芝加哥大學，在經濟學上是成就非凡。他捐款成立了洛克菲勒醫學研究所(現洛克菲勒大學)是一個只有研究生、沒有本科的學校。這個學校今天只有70多個教授，一半是美國科學院院士，1/10是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在她的歷史上出現過20世紀最重要的科學工作。1944年提出的DNA是遺傳物質，洛克菲勒還捐資成立了北京協和醫學院，在美國還捐資成立黑人的女子學院，都很有遠見，在很不同的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戰、二戰讓歐洲的科學技術人才流向美國，是美國快速發展的重要因素。但此前美國大學的發展為接納科技人才提供了必要的基礎。何況，猶太移民在美國發揮作用還需要他們在移民美國以后接受大學教育才具備以后的才華。

美國以國家經費支持科學研究是20世紀的事情。一方面是美國的軍事相關的物理研究首先得到國家的支持，曼哈頓計劃大大的影響了美國物質科學的發展。而二戰之后，特別是50年代受蘇聯衛星上天的刺激，美國國家對自然科學研究的投入急速增加，其中生物醫學研究的增加還與人民的健康息息相關。美國的國立健康研究院(NIH)在五十年代初期經費很少，以后不斷增加經費才成為今天年度經費超過三百億美元的機構。

科學技術對于中國來說，可能迄今主要作用還是培養可以山寨國外成果的人員。科學在中國產生的原創性工作不多，能直接支撐產業的不多。但是，如果我們希望有朝一日走在世界的前列，必須有科學技術支撐的原創性工作。如果我們的產出不能超過西方、不能超過美國，難以想象我們能單純通過商業模式的變更或分配方式的技巧走到前列？

人家做發明、你來分配，天底下恐怕沒有這般好事。只有產出強的時候，才有分配的主導權。而商業模式變化包括把一個商業渠道改成另外一個商業渠道，是左口袋與右口袋的關系，有時增加、有時不增加總量。一個大國分配方法、商業模式雖然重要，產出更重要、可能永遠是最重要。而產出的領先必需科學和技術支撐的原創性成果。

科學技術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與中國的未來有密切關系。如果國家沒有措施，按目前的趨勢我們的科學技術人才是令人擔憂的，中國的前途也存在相當大的隱患，至少從與日俱減的自然科學人才來說。

我們中華民族缺乏科學傳統，科學在中國的發展歷史短暫，加上實用主義的文化，我們如何扭轉科技人才質量下滑、人數減少，激勵一定數量的高質量的人才加入科學技術，正面影響中國的未來，是很大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