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新冠肺炎確診數已超600萬。歐美部分遭受疫情侵襲的發達國家已經啟動復工，但距離遏制住疫情尚有不小距離；與此同時，疫情的第三波高潮已經侵襲至印度、俄羅斯、巴西等新興經濟體和防控能力薄弱的不發達國家，預計感染和死亡人數還將大幅上升。在渡過國內供給側沖擊的第一道關卡后，中國經濟正在迎來第二道關卡，海外經濟暫停、貿易活動萎縮、失業上升的影響將通過產業鏈反饋至國內。

       紡織服裝行業承載大量就業，對于保居民就業、保市場主體、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具有重要地位。服飾是受經濟景氣程度影響較強的可選消費品，疫情之下全球服裝消費大幅下滑，訂單大量取消，對紡織服裝產業發展帶來了極大的外需沖擊。我們前期報告《疫情大流行下的中國產業鏈風險評估》的研究發現，紡織服裝產業的外需風險敞口較大。近期，工信部亦指出，紡織行業特別是中小紡織企業經營存在較大困難。

       更為重要的是，紡織服裝是中國加入全球價值鏈較早的產業，近年來還面臨著較大的產業外遷壓力。在外遷、外需的雙重沖擊下，紡織服裝產業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將如何變化，企業經營發展面臨哪些風險壓力，政策上應當如何應對，值得高度關注。

       縱向看：產業外遷壓力近年來加劇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紡織服裝產業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

       2001年—2010年期間，“入世”后的外貿需求驅動中國紡織服裝產業加速發展，逐漸成為全球紡織服裝制造中心。從2001年到2010年，中國布產量從290億米上升至907億米，紗產量從761萬噸上升至3733萬噸，化纖產量從841萬噸上升至4886萬噸，均為全球第一。

       2011年—2017年左右，中國紡織服裝產業進入平臺期。隨著要素成本上升，中國紡織服裝產業開始向勞動力成本較低的經濟體遷移。期間，紗和化纖的產量增速較前十年顯著放緩，布和服裝的產量整體上出現了震蕩下行的趨勢。

       2018年以來，產業主要產品產量負增長，衰退跡象凸顯。一方面，中美貿易摩擦使得價值數百億美元的紡織服裝商品受美國加征關稅威脅，企業利潤受關稅擠壓；另一方面，環保限產政策不斷出臺，產能受限，合規成本大幅上升，污染較高的紡織印染首當其沖。

       在此背景下，企業較以往更有動機降低對中國的依賴，遷往關稅較低、對承接產業發展有迫切需求的地區，如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國。其中成品服裝生產主要轉向越南、孟加拉國，以及土耳其、摩洛哥等新興經濟體。例如，美國品牌耐克（NIKE）和蓋璞（GAP）在華生產僅保留了23%和21%，優衣庫（UNIQLO）則正在實施讓越南承擔40%生產的計劃。受此影響，紡織服裝企業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營業收入中的占比幾乎腰斬，從2003年的7.5%下降至2018年的4.3%。

       紡織服裝產業在就業上的貢獻遠大于經濟效益上的貢獻，成為中低技能勞動力就業的蓄水池。2018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統計顯示，紡織服裝產業在從業人員中的占比達到8.4%，遠高于占營業收入的4.3%。一旦產業過快萎縮，出現倒閉潮，失業返貧風險必然大幅提高。

       橫向看：出口結構在競爭中變遷

       紡織服裝產業鏈較長，上游涉及天然纖維（如棉、麻、毛）和化學纖維生產，中游包括紡紗、織布、印染等加工步驟，下游包括服裝、家紡、工業用紡織品等最終產品的生產。

       中國在全球紡織服裝貿易中的占比達到40%，高于在全球貿易中的占比（24%）。我們基于聯合國Comtrade數據庫的計算顯示，2000年至2014年，中國出口在全球紡織服裝貿易（HS50-HS63）中的占比從13.5%逐年提升至41.0%，又逐漸回落至2018年的35.8%，2019年受中美貿易摩擦影響可能進一步下降；進口占比則一直圍繞5%波動。

       中國的價值鏈地位正在逐漸從低端向高端升級。我們仍以中國進出口在全球相關貿易中的占比來分析中國在全球產業鏈的變化。盡管勞動密集、低附加值的服裝生產外遷，但中上游化纖、面料地位相對穩固，紡織機械等高附加值資本品在全球貿易中的比重不斷提升。

       服裝

       產業外遷背景下，下游勞動密集、低附加值服裝生產正被緩慢擠出。2014年，中國服裝出口占據全球服裝貿易的41%，為歷史高點，之后緩慢下降，到2018年比重為34%。2010年-18年間，服裝出口的年復合增速為2.3%，在紡織服裝產業鏈中表現僅好于天然原料。

       正如上文所述，中國在服裝領域面臨越南、孟加拉國、印度、印尼、土耳其、柬埔寨等國的競爭，這些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對中國形成替代。不過，產業轉移是一個長期過程。事實上，海關總署早在2008年便已對紡織服裝向東盟等周邊地區外遷提出預警，世貿組織亦指出孟加拉國服裝出口在2008年-2018年間增長兩倍。但從體量看，2018年中國服裝出口1578億美元，仍以34.3%的份額占據全球第一，而上述六國同期份額分別只有6.7%（越南）、5.6%（孟加拉國）、3.7%（印度）、3.6%（土耳其）、2.0%（印尼）和1.8%（柬埔寨），加起來也只有23.5%。這背后是中國制造業的規模優勢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劣勢，而經濟體量小、產能有限是掣肘其他新興市場完全承接產業轉移的重要因素。

       化纖、面料

       中上游化纖、面料在全球貿易中的地位上升。中國是重要的化纖和面料出口國，到2018年，紗線面料出口占據全球貿易三成，化纖出口占據全球貿易四成。事實上，中國是為數不多服裝、面料和化纖均為凈出口的經濟體；下游生產國如越南、柬埔寨等均依賴進口面料。

       UN Comtrade的數據顯示，中國紡織品不僅出口規模大，增速也處于領先地位。較服裝而言，紗線、面料、化纖的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程度更高，對勞動力依賴小，因此中國勞動力要素優勢減退對這些行業的影響較弱。不過需要注意的是，中國與生產有關的其他成本如電價、棉價高于國外，因此部分面料生產仍面臨別國競爭。就紗線、面料出口而言，在全球市場份額較高的有德國（9.3%）、土耳其（5.9%）和印度（3.6%）；就化纖出口而言，在全球市場份額較高的有印度（5.1%）、印尼（3.9%）和土耳其（3.8%）。

       紡織機械

       紡織服裝行業資本品出口大幅上升。2000年以來，中國大多數年份都是紡織機械的凈進口國，進口一度占據全球紡織機械貿易量的四成。但近年來，中國織機出口的份額不斷攀升，占全球織機貿易的比例從2000年的1.9%上升至2018年的26.9%。這表明，隨著技術密集度上升和研發強度提高，中國紡織機械已經具備國際競爭力。從出口份額看，中國已經躋身紡織機械第一梯隊，份額已經超過德國、日本等傳統出口國。

       同時，服裝生產外遷，使得下游國家對紡織機械的需求大增。我們利用海關總署數據測算，2019年中國紡織機械出口30.4億美元（即HS4位碼中編號為8444、8445、8446、8447、8448、8449的商品）。前五大出口目的地為印度、越南、孟加拉國、土耳其和印尼，均為服裝生產大國，這五國的進口合計占據中國55%的紡織機械出口。這表明中國在產業鏈上游的地位正在逐漸確立。

       新冠疫情短期內沖擊零售和企業資產負債表，可能會使目前與產業遷移有關的直接投資活動暫停。但長期看，比較優勢的持續以及關稅等保護主義壓力，將促使產業轉移加速，使得產業鏈區域化、多中心化。勞動力資源萎縮及用工成本上升，將使服裝生產進一步離開中國，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中國國內的紗線面料制造。然而，受到低油價和規模經濟的推動，中國化纖產業在全球的份額有望持續上升，而服裝產業加速外遷可能將進一步促進中國紡織機械的研發與出口。

       外需、外遷疊加下紡織服裝產業風險不可忽視

       海外疫情對紡織服裝產業的主要沖擊在出口。對中國這樣的全球價值鏈樞紐而言，疫情對一個產業鏈存在供需雙向的沖擊：一方面，中國進口以中間品為主，海外的產業鏈上游停工、斷供可能導致中國的中下游生產停滯；另一方面，外需收縮將使得中國出口環節遭受壓力。就紡織服裝而言，中國出口遠大于進口，并且基本沒有“卡脖子”的技術壁壘，因此主要應當關注外需影響。

       海外疫情對紡織服裝產業出口的沖擊將在二季度大幅上升。一季度美國GDP下降4.8%，歐盟下降3.5%，韓國下降1.4%，中國香港下降8.9%。由于二季度海外疫情惡化，防控措施升級，因此中國紡織服裝行業面臨的外需壓力已經在二季度爆發。事實上，4月、5月中國出口好于預期的主要原因是海外防疫物資需求大增以及居家辦公造成的計算機需求上升，大部分品類出口實際上是負增長。例如，4、5月織物、面料出口大幅上揚，反映了口罩、防護服等防疫物資的出口需求高漲。

       疫情對紡織服裝行業的沖擊大于總體經濟活動。服裝是線下屬性較強的可選消費品，在疫情影響下，居民削減支出和線下消費活動停擺，更是對服裝消費形成雙重打擊。今年前4個月，中國限額以上企業商品零售總額同比下降14.7，但服裝零售下降31.3%；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同比上升8.6%，但穿著類零售下降12%。海外更加不容樂觀，歐盟紡織、服裝、皮革商店零售3月同比下降40%，美國4月服裝店零售同比下降89.2%，跌幅創歷史記錄。海外需求斷崖式下跌導致中國大量出口訂單被取消，已經生產的庫存積壓，企業“無工可復”。

       疫情產生的外需沖擊貫穿中國整個紡織服裝產業鏈。我們沿用《疫情大流行下的中國產業鏈風險評估》中的方法，以出口交貨值與營業收入比例作為行業出口依存度的測度。測算發現，紡織服裝服飾的出口依存度為22.4%，在制造業行業中處于較高水平。紡織的出口依存度為11.8%，處于中游，但需注意到，紡織是服裝服飾的上游產業，海外對服裝的需求下降，最終勢必體現在對紗線、面料的需求下降。

       外需沖擊下紡織服裝企業的經營壓力將顯著上升。從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統計數據看，近年來紡織服裝產業利潤率下滑，其中受環保因素影響，紡織業利潤率降幅更快；經濟效益下降也導致杠桿率上升，特別是紡織業資產負債率已從2016年的51.7%上升至2019年的57.2%。我們對A股上市民營企業的現金支出壓力也顯示，在停產情況下，紡織服裝產業公司的賬面資金僅能維持2.16年的固定支出，在全部行業中排名墊底。受經濟效益下滑影響，一季度整個產業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同比下降38%，紡織、化纖、服裝分別減少37.1%、45.8%和19.2%。

       此外，紡織服裝產業的一大特點是民企密集、中小微企業眾多。我們根據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的調查估算，認為全國28個重點紡織產業集群約有7.6萬戶企業，其中約4000戶是規模以上企業，其余7.2萬戶是年收入不到2000萬元的規模以下企業，而這些企業資產負債表脆弱，在國內外疫情的持續沖擊下生存壓力陡增。

       國內外疫情持續沖擊下企業停產倒閉引發的就業壓力值得高度關注。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今年以來就業壓力顯著加大，企業特別是中小微企業困難凸顯，穩就業保民生成為全年重點。2018年底規模以上紡織業從業人數331.8萬人，紡織服裝、服飾業從業人數335.6萬人，而到2020年2月，上述數字已經分別降至263.8萬人和249萬人，就業崗位不斷流失。我們根據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的調查估算，紡織服裝行業的規模以下企業至少雇用了289萬人，因此總就業規模仍不少于800萬人。1月-3月的國內疫情造成企業停工、工人復工困難，已經使不少規模以下企業身處困境。而3月下旬開始的外需沖擊預計仍將持續一、兩個季度乃至更久，面對長時間的需求劇烈萎縮，小微企業傾向于直接關停企業，導致失業上升。

       從發展趨勢看，中國借助“入世”契機發展成為全球紡織服裝制造中心，但產業外遷、環保壓力和中美經貿摩擦導致紡織服裝產業近年來的發展逐漸放緩，近兩年甚至出現了衰退跡象。

       從產業結構看，紡織服裝產業在逆境中表現出產業升級趨勢。中國紡織服裝在全球貿易中的占比下降，主要體現在低附加值、勞動密集型產品，即服裝。在行業中上游，中國化纖、面料自給能力提升，紡織機械等資本品出口也在顯著上升，中國在產業鏈上游的地位正在逐漸強化。

       在疫情沖擊下，紡織服裝產業的主要風險在外需萎縮。海外疫情對中國出口的沖擊將在二季度大幅上升，而紡織服裝受到的沖擊往往大于總體經濟，并且將貫穿整個產業鏈。紡織服裝產業中小微企業眾多，應當關注紡織服裝企業的經營壓力以及由此造成的就業壓力。

       在外遷、外需雙重沖擊下，紡織服裝產業應在行業自身和政策支持兩個層面聯合行動，以轉危為機：

       行業層面，有條件的企業短期內應努力自救，例如可通過轉產抗疫物資，滿足國內外需求缺口，緩解現金流壓力。而面對產業外遷，下游企業應通過數字化轉型和智能化重塑，實現降本增效。中上游企業應當通過加大研發，進一步占據中間品和資本品的國際市場。

       政策層面，積極落實《政府工作報告》政策部署，幫助行業渡過難關。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應當千方百計穩定和擴大就業，加強對重點行業、重點群體就業支持。具體而言，可以借助更加寬松的貨幣環境和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落實好擴大、延長減稅降費和還本付息等措施，保障資金鏈吃緊、但具有競爭力的企業存活下來，幫助研發密度高的企業維持正常研發活動。對于面臨失業壓力的人員，可以針對性地發放消費券或現金券，并開展再就業技能培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