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長期向好趨勢沒有也不可能改變，它正在從高速度增長不斷轉向高質量發展，新舊動能不斷接續轉換，短期經濟運行可能出現階段性波動和不穩定，但在整個發展過程中，它將出現十大趨勢性變化，這決定了中國經濟長期發展的潛力和未來前景。

       一、最終消費支出增長成為經濟增長的第一拉動力

       從2014年至2018年間，按照需求支出法計算，在固定資本形成、最終消費支出和貨物服務凈出口這3大需求增長中，最終消費支出增長連續5年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第一動力。

       而且，對某幾種消費品大眾化、排浪式消費正轉向追求高品質、差異化、多樣化的選擇性消費。2018年，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38.1萬億元，比上年增長9.0%，雖然增速比上年放緩1.2個百分點，但整個最終消費增長(含服務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為76.2%，比上年提高18.6個百分點。

       二、消費結構高級化：服務消費在居民消費中的比重不斷上升

       近年來，我國城鄉居民恩格爾系數明顯下降，2017年食品消費支出在城鎮居民總支出中只占28%左右，在農村居民總支出中也只占32%左右，消費支出增長愈來愈轉向別的消費領域。

       與商品消費相比，服務消費一直保持更快增長。旅游、文化、體育、養老、家政這些服務消費十分活躍。根據國家商務部信息，2017年服務消費占居民消費比重是49.2%，比2012年提高了5.2個百分點。2018年服務消費比重達到49.5%，比上年提高0.3個百分點，同時這也解釋了2018年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下滑的原因。從國際上看，2018年美國服務消費占比達到68.9%，其他發達國家依次是日本59.4%，英國58%，法國54%，德國52%。中國占比49.5%，已經接近德國和其他歐洲大陸國家。

       三、生產消費升級：生產投入品科技化、數據化

       2018年，全國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支出比上年增長11.6%，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為2.18%，比上年提高0.03個百分點。同時，數據成為新的生產要素被消費。在數字經濟時代，數據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變得越來越重要，不僅能夠幫助人們更好地組織和規劃生產經營，有效進行判斷和預測，而且在人工智能化制造中，它成為直接的投入要素。在許多領域的生產和經營中，它已經被作為一種新的生產要素。早在2016年10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實施網絡強國戰略進行過集體學習。2017年12月8日中央政治局就“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再次進行集體學習，提出“要構建以數據為關鍵要素的數字經濟”，明確了數據是一種生產要素。全球產生并存儲的數據量急劇增加，預計到2020年將達到44萬億GB，中國產生的數據量將占全球數據總量的近20%。截至2017年，美國擁有全球44%的大型數據中心，中國大型數據中心數量僅次于美國。未來幾年，隨著一批大數據領域創新平臺的建成，13個國家級大數據實驗室將在不同領域各有所成，為大數據領域相關技術創新提供支撐和服務。

       四、數字經濟成為新興產業并開辟了網絡市場新領域

       當前，以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等新技術為基礎的應用日益進入社會生產和交換，產生了數字媒體、電子商務、電子金融服務，出現了許多新產品、新行業、新業態，互聯網正在改變人類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根據《世界互聯網報告2017》，全球22%的GDP與數字經濟緊密相關。2016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總量高達22.58萬億元，居全球第二，占中國GDP比重為30.3%。根據《世界互聯網報告2018》，截至2018年全球互聯網用戶已經達到36億，超過了全球人口的一半，中國移動互聯網用戶數為7.53億，2017年比上年增長8%，移動端數據使用同比增長162%。中國市場上，在線娛樂方式(長短視頻和移動游戲)、新零售、移動支付等方面都取得進一步發展，中國正在成為全球互聯網巨頭中心。

       數字經濟和網絡市場新領域的開辟，對現代經濟學和統計學形成了新的挑戰，短期經濟運行統計中提供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概念已經不能反映居民消費的全貌;數據投入要素也還未進入PPI價格指數統計;固定資本形成或固定資產投資這一概念已經不能容納網絡領域的生產投資和生產工具的投資;網絡市場的直接交換價值量和消費價值量也未能進入現行統計體系;現代經濟學的“國內生產總值”這一概念已經容納不了、覆蓋不了新時代全社會的經濟活動和社會總產出的創造。過分看重GDP的0.1個或0.2個百分點的增減，會使我們陷入觀察經濟形勢的誤區。

       2016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強調，要加大投入，加強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推動互聯網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加快傳統產業數字化、智能化，做大做強數字經濟，拓展經濟發展新空間。2017年3月，《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加快促進數字經濟發展，同年10月，數字經濟被寫入黨的十九大報告。發展數字經濟已經成為國家戰略。習近平主席在2018年11月5日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和11月18日APEC會議上都強調，各國應該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帶來的機遇，加強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納米技術等前沿領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數字經濟是亞太乃至全球未來的發展方向。

       五、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改變工業經濟結構

       2018年國家發改委發布了《增強制造業核心競爭力三年行動計劃(2018-2020年)》，在軌道交通裝備、高端船舶和海洋工程裝備、智能機器人、智能汽車、現代農業機械、高端醫療器械和藥品、新材料、制造業智能化、重大技術裝備等重點領域，組織實施關鍵技術產業化專項行動。

       近年來，制造業新動能在逐步增強，以高鐵、大飛機為代表的高端裝備制造業，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高新技術產業保持快速增長態勢。Wind數據顯示，2018年高技術產業、裝備制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同比分別增長11.8%、8.3%和8.8%，成長性均快于規模以上工業產出。新動能推動傳統經濟動能結構優化，2018年高技術制造業占規模以上工業的比重達14.4%，同比提高1.4個百分點;高技術制造業投資同比增長16.1%，增速比全部制造業投資高6.6個百分點。

       同時，智能制造成為工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趨勢。2017年7月，國務院正式印發《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2018年11月，工信部發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產業創新重點任務揭榜工作方案》則提出，到2020年，我國在關鍵技術、計算能力、通信能力、車輛智能化平臺相關標準等領域都將達到或接近國際先進水平。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了“智能+”;2019年3月1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七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促進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指導意見》，提出構建數據驅動、人機協同、跨界融合、共創分享的智能經濟形態。這意味著我國推動人工智能為傳統產業賦能升級的步伐大大加快。可以預見，人工“智能+”將成為未來制造業發展的重要方向，也將成為促進新興產業加快發展的新動能新引擎。

       人工智能在制造業的應用探索正形成4類典型應用模式。一是提高制造效率，二是優化生產工藝，三是優化供應鏈管理效率，四是提高售后運維價值。在技術應用深化的同時，資本投入耦合也日益加強。在技術突破和應用需求的雙重驅動下，人工智能技術已走出實驗室，加速向產業各個領域滲透，產業化水平大幅提升。在此過程中，資本作為產業發展的加速器發揮了重要作用，僅2018年上半年人工智能領域的全球融資規模就達到435億美元，其中中國的投資規模高達317億美元，占全球70%以上。同時，人工智能已在智能機器人、無人機、金融、醫療、安防、自動駕駛、搜索、教育等領域得到了較為廣泛的應用。其中，自動駕駛是人工智能領域最具商用前景的落地領域之一，一汽、上汽、北汽、長安、東風等國內傳統汽車企業都在智能化、自動駕駛方面進行了大量投入。

       六、部分公共品供給成為新興服務產業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人們從對衣食住行基本需求轉變為更多地對公平、環境以及各種公共產品、公共服務的需求。

       在城市，發展不充分是主要問題。主要表現為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不足、不優。所謂公共產品，大體是兩類，第一類是交通、城市基礎設施、水電氣熱;第二類是科教文衛體險(保險)，這些產品短缺或供給不足、質量不優，所以滿足不了大家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在這些產品和服務的供給完全依靠政府投入的情況下，只能導致不足或不優，因此部分公共品供給也要引入市場機制和競爭機制。公共品和公共服務的供給要讓消費者有選擇，公共品的定價要有靈活性，才能吸引更多社會資本進入公共品的生產和供給領域，形成新產業。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共品既具有不同程度的福利性，也具有不同程度的商品性，應當恰當分類、區別對待、具體施策、差別定價，以吸引社會資本投入，緩解政府投入資金的不足。

       例如：教育、醫療領域，應實行福利性由政府保障兜底，商品性由政府指導定價、規范市場。健康產業是融醫療、康復、養老、休閑、旅游為一體的新興產業，在西方發達國家，健康產業是僅次于金融業的第二大產業，2017年美國健康產業在GDP中占比達到17%。我國正在步入老年化社會，中等收入群體占社會階層的比重不斷上升，健康需求日益增長。需要把醫療、康復等具有公共服務特征的供給與休閑、旅游等競爭性服務供給結合起來，通過市場機制配置資源，創造供給。當然，部分公共品供給所形成的特殊產業應不以盈利為唯一目的，它帶有普惠性特征，但也需要解決投資回報和企業發展的商業利益問題。

      七、經濟集聚在灣區和城市群中形成資源配置規模效應

       中國經濟將在粵港澳灣區、上海與長三角灣區、京津與渤海灣區集聚，成為中國經濟的增長極。截至2016年，粵港澳灣區人口數量、土地面積和港口集裝箱吞吐量在世界四大灣區中均居首位，GDP總量達到1.38萬億美元，僅次于紐約灣區。在華北，雄安新區、北京城市副中心也將是區域經濟集聚的標志。《河北雄安新區總體規劃(2018—2035年)》緊扣雄安新區戰略定位，提出有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優化國土空間開發保護格局、打造優美生態環境、推進城鄉融合發展、塑造新區風貌特色、打造宜居宜業環境、構建現代綜合交通體系、建設綠色低碳之城、建設國際一流的創新之城、創建數字智能之城等。雄安新區建設引起了國際關注，《日本經濟新聞》發表評論說，建設新型城市“雄安新區”，是中國2017年作為“千年大計”提出的宏大計劃，將建設使用新一代尖端技術的智能城市，到2022年將完成基礎設施建設。預計新區將來的人口會超過200萬人。估計總投資額為2萬億元人民幣。

       在一批中心城市建設的同時，圍繞中心城市的城市群將崛起，從而進一步加速了中國經濟的集聚效應和資源配置的規模效應。

       八、新型城鄉、區域關系塑造新分工、擴大新交換

       工業生產與農業生產的對立，物理化學經濟與生物經濟的對立，曾是傳統的城鄉交換以及城鄉關系的基本內容。而在現在和未來，將發生顛覆性變化，發展的趨勢將是：大城市和經濟核心區以智能服務(科技研發設計等)、數據信息、數字經濟與公共品生產為主;中小城市以工業物理化學經濟、勞動服務經濟為主;鄉村以生物經濟和生態經濟為主，形成新的三者交換關系。這不僅為各種勞動力要素提供了更廣泛的就業空間，而且形成了更細化、更精巧的專業分工關系，城鄉和區域交換關系的內容更多樣、發展空間也更大。

       同時，城市與城市軌道交通的發展為城市間的分工協作提供了更大便利，城市間的“通勤”現象日益頻繁，意味著服務勞動可貿易性進一步增強，服務貿易的進一步拓展，同時為服務業的改造提升創造了新的基礎和條件。

       九、鄉村振興出現新契機

       黨的十九大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就是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這將成為新時代“三農”工作的總抓手。根據這個戰略，首先農業必須成為人力資本密集的產業。要實行農業經營專業化，培育現代化新型農民隊伍。鼓勵新型農民積極參與合作、信貸和互助組織建設，使之成為現代化高效率的商品農業勞動者和農業生產經營者。其次要支持農業科研推廣，建設穩定的科技支撐體系;科研支撐和人才培養是現代農業的基礎，是解決資源要素瓶頸約束的重要途徑，需要長期不斷積累。第三，鄉村整治是促進鄉村振興的重要舉措。隨著城市化的發展，鄉村土地利用的結構、布局、功能都會發生急劇變化，單純靠土地市場難以適應這種急劇變化，需要政府以法律、規劃、建設項目等方式介入。應賦予我國鄉村整治更完整的功能，將其作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平臺，推動土地整治與農業規模經營、鄉村旅游、基礎設施建設、景觀和環境保護等相結合。第四，做活中小城鎮“新節點”。要創造“在鄉村生活、在城鎮就業”的人口遷移模式，帶動鄉村地區的發展。今后應在基礎設施投資、醫療和教育資源布局、土地指標分配等方面為縣城和小城鎮發展創造條件。把小城市和鎮這個節點做活。第五，建設美麗鄉村，發展生態經濟。鄉村振興，不是村村振興。一些自然村落已出現青壯勞動力稀少、土地大面積拋荒的自然消亡現象，應順其自然促其消亡，縮小行政村與自然村的比例，使土地資源、建設資金得到更合理配置。在此基礎上，實行“村莊更新”，提升鄉村生活品質，建設美麗鄉村。實施以“廁所革命”為標志的鄉村建設，提升鄉村宜居生活品質。通過實施村莊更新項目，使這些鄉村形成特色風貌和生態宜人的生活環境，并推動生態經濟發展。

       十、中國與開放型世界經濟聯系更緊密

       面對貿易保護主義和美國的貿易戰，中國對外開放的方針沒有變，對外開放的步驟更堅實。中國應對挑戰的基本戰略是，在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中發展自己并戰勝貿易保護主義。中國已經設立了12個自由貿易試驗區，實行更開放的貿易、投資便利化措施，并進一步擴大服務貿易領域開放，同時為全國的深化改革探索新的路徑，復制和推廣新的經驗，與世界各國匯聚新的利益共同點，這將成為中國與開放型世界經濟聯系的新樞紐。

       2018年中國穩居世界貨物貿易第一、服務貿易第二的地位。從2013年開始，中國企業的對外投資已經突破千億美元，2018年穩定在1200億美元左右，海外投資存量達到19295億美元左右，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對外投資額第三大經濟體，如果把中國香港計算在內，則是第二大經濟體。中國與世界的經濟聯系已經難以隔離。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勢力企圖將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脫鉤，是癡心妄想。

       從2013年開始，中國與有關國家共商共建“一帶一路”不斷取得新進展，2017年對沿線的57個國家實施新增投資，投資額達201.7億美元，同比增長31.5%，占對外投資的比重升至12.7%，較上年增加近5個百分點。2018年，對沿線國家的新增非金融類投資達156.4億美元，同比增長8.9%，占對外投資的比重進一步升至12.8%。截至2018年底，中歐班列累計開行超過1.3萬列，回程率提高近20個百分點，到達境外15個國家49個城市;民航387條航線通達33個沿線國家。金融合作持續強化，共有11家中資銀行在27個沿線國家設立71家一級機構。與非洲開發銀行、泛美開發銀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等多邊開發銀行開展聯合融資合作。已經在7個沿線國家和地區建立了人民幣清算安排，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覆蓋41個沿線國家和地區。民心相通也不斷深入，已與60多個沿線國家簽訂了文化合作協定，確定了300多個文化交流執行計劃，在沿線國家建設了17個海外中國文化中心，在沿線國家舉辦境外辦學機構和項目85個。在深化合作中不斷取得國際經貿規則的新共識，已與25個國家和地區達成了17個自貿協定。雖然尚未達成與歐盟的雙邊投資協定，但已與歐洲眾多國家單獨簽署了相關的雙邊投資協定。

       未來，中國將進一步建設和健全“一帶一路”對外投資信息平臺，降低企業對外投資信息的不對稱性。合理引導企業對“一帶一路”的投資方向，推動優勢產能向沿線國家轉移，完善企業在“一帶一路”重點行業及重點區域的投資布局，提高對“一帶一路”投資的質量，與東道國實現互利共贏。

(本文作者裴長洪 系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