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17日，褚時健迎來自己90歲的生日，他從不過陽歷生日，只記得自己臘月初一的農歷生日。一個永遠也閑不住的老人，仍在反思我活著為了什么：只想贏，不想輸。”

       研究民營企業20多年的財經作家張志勇在他最近出版的新書《民營企業40年》中這樣描述褚時健。他寫道，“難怪他能成為王石、柳傳志等那一代企業家精神楷模。在王石看來，褚時健身上集中體現了中國企業家的一種精神，是一種如何在前進中遇到困難，并從困難中重新站起來的精神。”

       在經濟承壓的背景下，更多的民營企業希望能夠從困難中站起來。

       2019年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座談會，聽取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代表對《政府工作報告（征求意見稿）》的意見建議。

       全國工商聯主席高云龍在座談會上的建議是，抓好支持民營經濟發展政策落實、做好民營企業被拖欠賬款清理工作。

       對被拖欠賬款清理成為民營企業心里焦急等待的行動。為此，全國工商聯已經在2018年12月開始對拖欠民營企業賬款情況進行摸底調查。

       按照全國工商聯發出的相關通知，2019年3月31日前，各地需要報送清欠工作全面情況報告，內容涉及本地區（本行業）民營企業賬款拖欠情況明細表；清欠工作的有關成效、存在問題及有關建議；協助推進清欠工作的主要打算。

       全國工商聯在發出的通知中稱，對民營企業進行被拖欠賬款摸底，是“為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11月1日民營企業座談會上重要講話精神和國務院常務會議有關決策部署。”

       這些有關民營經濟發展的諸多細微事件，是張志勇觀察中國民營企業演進歷程的樣本和角度。56歲依然熱衷記錄觀察的他，是中華工商時報社副總編輯，幾乎所有的職業生涯都在和民營企業打交道。這是全國工商聯的機關報，被稱為是中國民營企業的發聲筒。這讓張志勇得以更加了解民營企業的發展過程。

      他試圖選取標志性的民營企業家、民營經濟事件，來呈現中國民營企業的歷史，他說，“中國民營企業的發展史，從某種角度來看，就是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史。中國民營企業四十年，它們走到一個十字路口，重新找到方向。”

       營商環境
       民營企業顯然又走上了艱難之路，市場和政策變化莫測，民企融資成本高，上市公司普遍面臨債務、高股權質押風險。企業家們用“三座大山”來形容當下處境：市場的冰山、融資的高山、轉型的火山。

       2018年9月，“民營企業離場論”在網絡上引起軒然大波。當年11月1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京主持召開民營企業座談會并一錘定音。此次會議上，習近平表示，一段時間以來，社會上有的人發表了一些否定、懷疑民營經濟的言論。這些說法是完全錯誤的，不符合黨的大政方針。

       張志勇說，“國有的和民有的并不是對立的，一對立就形成了去年的局面（退場論）。回頭來看，凡是民營經濟發展好的時候，中國經濟也是發展的比較順暢，民營經濟出現問題和爭論的時候，實質上整個經濟也或多或少出現了問題。高層的表態最重要的是給民營企業未來一個很重要的預期，讓民營企業家樹立信心。”

       但是信心從哪里來呢？張志勇認為是來自市場。“市場主要是要平等，要公平，有好的營商環境、法制環境，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為什么項目國企拿得到民企拿不到，這就是不公平；同樣一個項目，你貸款是一分利，我貸款是三分利息，這又平等不了。因此，民營企業的信心重要的是來自平等，來自于市場的法制建設，這個法治建設說白了，就是營商環境。”

       張志勇說，“無論是玻璃門，還是彈簧門，它帶來的都是不平等和不平衡。如果企業成本都不一樣的話，利潤能一樣嗎？但是民營企業自身也需要考慮一個問題，以往我們過多地說國有企業需要去擔當社會責任，實際上民營企業老板也需要改變觀念，要有社會責任的擔當。當然大型企業和中小企業要區別開來。”

       去年中國中小企業上市服務聯盟等機構發布的《2017中小企業融資發展白皮書》顯示，98%的中小企業主要問題仍然是融資難、融資貴。張志勇認為，解決融資難的問題需要進一步的放開。中國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下一步要解決的還是開放問題，通過開放的倒逼機制才能促進改革。他說，十九大報告中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市場在資源配置當中起決定性作用，也就是說，無論是國企還是民企，決定資源配置作用的是市場。

       張志勇在他新出版的《民營企業40年》一書這樣表述民營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關系：“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從某種意義上講是非公有制經濟（民營經濟）發展的歷史。中國非公有制經濟不斷壯大的過程，就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不斷建立和完善的過程。”

       但實際上，民營經濟早期粗放式的發展方式帶來的負面影響至今尚存。張志勇在長期調研中發現，科技含量不高、產權遺留問題等是制約民營企業進一步向前的阻力。在他看來，歷史的局限性帶來的問題是，中國的民營企業都是以買賣起家，靠掙快錢。即使是像華為這樣具有高科技的企業，在發展初期也是靠買賣起家，為了掙第一桶金，為了有資本來壯大發展。但是任正非的聰明之處在于，他本身是搞技術出身的，知道市場的最終較量還是靠技術。

      他說，“民營企業經過40年的發展，再想掙快錢的方式已經結束了。”

       產權保護

       民營企業的信心不止來自于公平的市場環境，還有確定的安全感。

       張志勇欣喜地看到國家層面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2016年11月，黨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隨后，最高檢研究出臺了《關于充分履行檢察職能加強產權司法保護的意見》，對加強產權司法保護作出全面部署，其中明確提出要妥善處理歷史形成的產權案件，堅持有錯必糾，抓緊甄別糾正一批社會反映強烈的產權糾紛申訴案件，剖析一批侵害產權的案例。

       2018年1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出《關于充分發揮審判職能作用為企業家創新創業營造良好法治環境的通知》，通知明確提出“依法保護企業家的人身自由和財產權利。嚴格執行刑事法律和司法解釋，堅決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預經濟糾紛”、“切實糾正涉企業家產權冤錯案件”。

       張志勇在他的《民營企業40年》一書中寫道：“2018年，讓民營企業家為之興奮的是3個重要案件的重審。”“張文中案、顧雛軍案、許榮華案，是《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頒行后，最高人民法院要求依法再審的涉產權和企業家冤錯案件的3個標志性案件，也彰顯了黨中央對優秀企業家精神的尊重和弘揚，其“蝴蝶效應”無法估量。司法機關公正司法，將增強企業家安心經營、放心投資、專心創業，對激發市場主體活力都將產生推動。”

       沒有人懷疑民營企業在中國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從1980年溫州的章華妹領到第一張個體工商戶營業執照，到2017年底中國民營企業數量超過2700萬家，個體工商戶超過6500萬戶。時至今日，民營經濟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

       2019年2月16-18日，中國諸多知名民營企業家齊聚亞布力，他們在那里的一個論壇上談論經營困難、營收下降，也談論刮骨療傷，抱團取暖，以及數字化、人工智能，他們堅信春天即將到來。

       2019年3月3日、5日，備受關注的全國兩會即將召開，民營經濟領域的人士對政府在2019年的改革部署充滿期待。

       2月22日，中國社科院民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劇錦文預測，民營經濟政策肯定會有，會在融資方面降低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出臺一些可操作的具體措施；降低注冊登記等門檻，加大放管服改革；還有法律方面，會繼續保護民營企業、民間資本的權益，鼓勵民營企業家大膽創業，發展經濟。他說，“預計會在這些方面進行突破，使政策更具有操作性。”

      這和土流網創始人伍勇的期待相同。伍勇的公司是在網上發布土地流轉信息的土地流轉信息平臺，也是一個土地中介服務機構。他說，“我們主要做農地和農房流轉盤活的，一是希望在融資和投資方面對鄉村振興的投資主體有更多的扶持，二是希望鄉村振興中的營商環境和法律保障，確保工商資本放心安心投資鄉村。”

       張志勇在《民營企業40年》中寫道，“40年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民營企業的苦與樂、機遇與挑戰和經濟增長指數幾乎是成正比的。……而改革每前進一步，其實都是對民營經濟的再松綁，對民營企業的再解放，是選擇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