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商法》實施在即 70%-80%的代購會做不下去？
- “我估計得有70%-80%的人會做不下去。”
任志律是名海外代購，從2004年起就入行了。他的悲觀情緒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商務法》——這部于2018年9月正式發布的新法律，將在2019年1月1日正式施行。《電商法》要求被定義為電子商務經營者的從業者必須進行正規登記，取得相關經營許可及依法納稅，而從前處于法治模糊地帶的直播代購、微商等實質性電子商務經營者被納入該法監管范疇。
“我覺得這是大勢所趨，代購這個灰色職業可能已經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任志律補充道。
奢侈品集團也在半個月前對代購表態。
擁有Louis Vuitton和Celine等品牌的法國奢侈品集團LVMH，在公布2018財年三季度業績報告的電話會議上，其首席財務官Jean-Jacques Guiony公開表態支持中國政府打擊代購的舉動，并稱該集團為了打擊代購早已開展店鋪限購等一系列嘗試。
“人肉代購”的誕生
代購中的很大一部分人都有在海外留學、工作甚至定居的經歷。任志律開始做代購——準確地說那時候只是幫國內的親戚朋友帶東西——就是因為當時他正在日本留學。那還是在2004年，他周圍的同學、朋友也都常幫家里人買點東西帶回國，只是他們都不以此謀利。這就是傳說中的“人肉代購”的雛形。
所謂的人肉代購，指的是那些通過往返于國內外的旅程，用行李箱和背包裝載海外商品，并帶入國內的人。往往他們會在給出貨物時收取一定的費用，有人只收“辛苦錢”，大件點的東西收10元、20元。也有人從中找到了致富機會，以商品價格的10%甚至更高比例報價收錢。
漸漸地，隨著從業者人數的增多，代購真的成了一種報得上名字的職業。這背后很重要的一個基礎是中國自改革開放后，尤其是進入21世紀后，熱度不退的留學潮。根據中國教育部2018年3月公布的數據顯示，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累計達519.49萬人，其中2017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首次突破單年60萬大關。
“我認識的做代購的大多數都是留學生，感覺90%的留學生剛來一個月就開始做代購了，”在俄羅斯讀博士的湯浩宸宇告訴界面記者。湯浩宸目前在俄羅斯圣彼得堡高端購物中心DLT百貨兼職做導購，空閑時也會做導游。在DLT百貨，他的很大一部分客人都是做代購的留學生。
“你在俄羅斯買奢侈品、化妝品、伏特加，一樣的東西都會比國內便宜很多，這邊是歐洲定價，商場有時候為了促銷還經常大力度打折，一些商品還能退稅。”湯浩宸宇說，“這就給了代購生存的空間。”
相同商品在國內外市場的價差除了為代購們帶去利潤，也刺激了國內消費者的購買欲望。再加上收入和品牌認知度的提升，國內消費者對于海外優質商品的需求出現井噴。
商務部在2017年公布的一組數據顯示，2005年至2014年，中國境外消費年平均增長率為25.2%，是同期國內社會消費總額增速的2倍;中國人出鏡消費額已占全球海外消費總額的27%，居全球首位，分別比位列2、3位的俄羅斯和印度高出10%及23%。
“進口商品的國內外差價大，是代購能存在的最主要原因，”任志律說，“而且早兩年進口產品和國產產品在一些品類上還有是有質量差距，有一些好用的產品國內也還沒有正規渠道可以買，所以代購是解決了一些問題的。”
任志律正式開始做代購是在2011年。那時他因為孩子出生，卻在國內買不到性價比高的紙尿褲而煩惱不已。他由此想到了在日本生活時聽說過的品牌花王，并決心代購。
“按照那時候的匯率，如果我在日本買一包花王紙尿褲大約需要人民幣68元，但在國內要買就要花大概120元。而且國產品牌當時的紙尿布品質和花王還是沒得比。”所以，他一口氣買了五六箱。任志律的主業是經營一家出口型電子商務貿易公司，通過亞馬遜等電商平臺在海外市場銷售中國產品，借著自己貿易公司的便利，以海運集裝箱把它們運回了國，“我發現就算算上集裝箱過關需要繳納的各種稅收和費用，中國和日本的差價還能達到30元，這讓我覺得這可能是個挺容易做的生意。”
奢侈品代購們則覺得自己存在的意義還更豐富。
“也不光是差價，當然這肯定最主要，但是奢侈品每個地區都有不同的配貨策略，每個門店還有不同的買手做決策，所以客人也需要我們這樣的人，來幫他們去買一些國內后者說她所在的地方根本不可能買到的產品。”從2015年開始做歐洲奢侈品代購的陳一舟說。她之前一直在德國留學，學的是時尚設計。
快三年的時間，陳一舟的客人數量已能穩定地維持在2000人上下。每逢假期她就會帶著滿滿兩個29寸行李箱，外加手提行李回國，里面裝的都是各種奢侈品包袋，有時候還會有珠寶腕表一類更昂貴的奢侈品。
“人肉還是我現在最主要用的運貨手段，”她說，“只有便宜的東西我會郵寄，貴重的還是要自己帶。我的客人一般都是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都是生活上能找到我真人的人，所以真的不能有一點差池。”
產業鏈的形成
現實生活中的交際圈往往是代購們首先發展的客群。這之后客群的壯大主要要歸功于社交網絡的興起、繁盛。伴隨而來的還有代購模式的多元化——除了接受并滿足需求，也能創造需求。因為不管是微博還是微信，群發九宮格圖片以及小視頻的功能都為代購們提供了宣傳產品，并與客人更快捷溝通的機會。
婷子已經做了4年代購，目前每個月的營業流水多在45萬到55萬之間，業績好的時候能到70萬。她已在線下開出了實體店，雇傭了兩名助理。但發朋友圈現身說法地做產品推介，仍然是她每天工作中重要的一個環節。她主要賣的是酵素、抗糖丸、口服膠原蛋白等日本保健品，客單價不高，但勝在是易耗品，且客人一旦開始吃，就要堅持，所以復購率高，可靠跑量盈利。
這樣的產品屬性決定了她很少采用人肉代購的運貨方式。所以，她現在多選擇使用國際快遞。
這一方面是因為人力終究有限，即使滿打滿算也只能帶兩個29寸行李箱，一個雙肩包再加一個手提行李的貨物，“合計起來最多120斤”，而且對體力和身體損耗大。“我有一次提行李提到手臂脫臼。”婷子說。
另一面，如果沒有申報且被海關在機場出口開箱檢查，大量重復購買的商品也很容易引起“殺貨”問題——也就是所帶貨品因為沒有繳稅，而被海關依法罰沒，甚至是使得帶貨者面臨牢獄之災。2012年9月，就有一位空姐因利用職務便利從事代購業務且長期不申報，被以犯走私普通貨物罪判11年有期徒刑，并處罰金人民幣50萬元。
海運因此成了大多數代購的性價比之選，尤其是在客源和訂單都穩定的情況下。在貨物多的時候，代購們會考慮尋求有資質的進出口貿易公司或是專業清關公司的幫助，讓商品能在盡可能免稅或是少稅的情況下，快速順利地通過海關。
如有急件或是遇到不可抗力條件——比如俄羅斯代購會遇到的海水結冰、海運暫停的狀況，代購們則會選擇價格更高的空運，或是將貨物分攤給正好可以回國的熟人、朋友，由他們偽裝成買了自用物品的游客，再將商品帶回國。
“代購已經是個很成熟的職業了，有自己的產業鏈條，人肉代購這種形式都是很初級的。”任志律說。
除了物流方面的限制，人肉代購的初級還體現在對貨源的把控。就像鑒于奢侈品的特殊性，陳一舟雖然已是“老代購”，但仍然只能去到門店柜臺采買，幾乎不可能直接和品牌或者其他上游供應商建立官方聯系與合作關系。她們的進階往往只能表現在可以和門店導購搞好關系、交朋友，從而能更容易買到限量款，或是留住一些爆款貨。
“品牌官方對于代購的態度肯定是打擊的，”陳一舟的話讓人想到LVMH的表態，“但這不影響我們和導購建立關系，我們還是能幫到品牌生意的，品牌們實際上離不開我們推廣，不然能有多少人知道它出了什么產品，我們是免費的廣告。”
部分中高端日韓專柜美妝品牌在中國宣布即將實行《電商法》后出現股價波動多少能佐證這番話。東吳中新資本( 亞洲) 有限公司( Soochow CSSD Capital Markets Asia ) 日本證券部門主管Andrew Jackson在接受CNBC記者采訪時，警告投資者要謹慎處理包括日本美妝品牌寶利(Pola Orbis)，Fancl，高絲(Kose)和資生堂(Shiseido)在內的四只股票。值得一提的是，這四個品牌都是代購們的最愛。
實際上，不光是奢侈品，但凡是在中高檔百貨公司或是購物中心有專柜的品牌，雖然離不開代購，但也都很難“官方”接受代購這一類的大客戶的存在，更別說建立合作。
所以代購們能做的只有與銷售這些產品的小型美妝店鋪達成批量采購協議，又或是直接雇傭一些專業買手，分批親赴專柜采購。小眾品牌的合作就容易談很多，要是溝通得好，且訂貨量夠大，可以直接與工廠達成供貨合作。
婷子和曾經的任志律都建立了自己的上游鏈條。婷子主要還是靠自己中國日本兩頭跑。而任志律曾在東京雇傭留學生兼職作為采買合伙人。鼎盛時期，他曾有過20多個合伙人，并在東京有自己的倉庫。
代購要消失了?
2016年4月8日，海關新政實施。任志律把這一天看作自己代購生意的轉折點。他稱自己正是從那天起開始認真考慮是否需要繼續做代購。這才有了不到一年后，他基本從這個行業淡出。
“一個很明顯的感覺就是生意越來越難做，”他用自己的收入舉了最直觀的例子。照他的敘述，他在2011年到2014年做代購的稅后年收入保守計算可以達到80萬一年，但到了2015年以后，每年這部分的收入就只能在30萬元人民幣左右，“而且這里面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波動太大了。”
影響代購收入的除了客源的穩定性，更關鍵的還包括匯率波動、物流成本變化及貨源改變等因素。尤其是貨源改變帶來的打擊可以是毀滅性的。
任志律原本的生意中，日本紙尿褲和衛生巾占到了大頭。但因為花王和天貓在2015年達成了中國區的授權合作協議，他的財路就等于被阻斷了，因為再繼續做既不合法，利潤空間也越來越小，“從30元到只剩2元，一直把生意做死為止”。
天貓、京東等開始正規引進海外品牌的電商平臺無疑增加了代購們的市場生存壓力。更何況，在人群基數迅速擴大的背景下，市場競爭早就是魚龍混雜的局面。真代購的生存空間，被真假貨摻著賣或是全賣假貨的“代購們”擠壓得非常小。
“我很多時候看到同行的售價，特別是淘寶上那些，我算上各種折扣，連同日本本地人才能辦的百貨公司信用卡折扣都算上，一分錢都不賺，我也不可能報到這個價錢，就真的覺得很納悶，他們怎么能拿到這么便宜的貨。你根本沒辦法和他們競爭，沒有任何優勢。”婷子說。
更令代購們擔心的是行業規模化之后，一定會面臨正規化的考驗。各項針對性地法律法規不斷完善，使得做代購的成本和風險都在不停上升。事實上，在這次的《電商法》、2016年的海關新政前，20已有2014年實行的海關總署“56號文”等法律政策文件，為監管代購群體提供法律基礎。
而且各種附帶的壓力和困難接種而來。舉個例子，韓國第二大航空公司韓亞航空此前表示，出于安全原因，自10月22日起，將不再為飛往中國大陸和香港的乘客提供“以商業為目的”的行李托運服務。
“所以如果真的要收稅，我可能就不做了，反正我現在已經工作，原來也只是想著自己要用這些東西，又可以賺點零花錢。”剛大學畢業步入職場，但已經做了兩年多日本代購的Jennifer表示。她主要靠別人帶貨入境，自己只負責屯點貨和發朋友圈做銷售，“現在也有一些客人會問我，但目前大家也都不知道到時候會怎么樣。”
“我反正已經和客人說過了，不管怎么樣都會堅持到最后一秒，”婷子說，“這肯定不是一個能長久做的事情，身體累，心里更累，但是做了這么久，反而有了一種責任感，很多客人都是跟著我4年了，我不做了，他們要找誰去買貨呢?反正先看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