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40年，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適應了中國對外開放的需要，為提高對外開放水平提供了動力和壓力，促進了出口結構的優化和外貿發展方式的轉變，為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境。

　　通過匯率改革，促進對外經濟政策調整，在此基礎上，通過擴大內需、改革生產要素價格、擴大進口等組合政策措施，加快了經濟結構調整步伐。再有就是對外開放的水平顯著提高，“引進來”“走出去”步伐大大加快，促進中國工業體系加快融入全球產業鏈。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主辦的“與改革開放同行”系列智庫論壇第三場日前舉行。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謝伏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原所長余永定，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等國內權威專家圍繞“改革開放40年匯率改革理論與實踐探索”的主題從多個角度闡述了我國匯率改革的經驗與方向。

　　謝伏瞻：

　　人民幣匯改的進程、成效和經驗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匯率作為兩種貨幣的兌換價格，是宏觀經濟中處于核心地位的經濟變量。深化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一直是深化改革的重要課題。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在40年當中經歷了漫長的過程，概括起來，主要有三次比較大的形成機制改革和八次小的調整。

　　第一次匯改發生在1994年。根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指導思想，國務院推出自改革開放以來最為綜合的一攬子改革方案。出臺的措施一是匯率并軌，把過去長期實行的雙軌制的匯率改成了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二是取消了外匯留成和上繳制度，實行結售匯制度;三是建立全國統一、規范的外匯交易市場;四是實行經常項目下人民幣有條件可兌換。這次匯改首先穩定了匯率水平。

　　第二次是2005年的匯改，中間價成為政策風向標。2005年7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公布了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方案，改革方案內容主要包括，改變早先的人民幣盯住美元制度，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兌美元一次性升值2.1%，從8.28升至8.11;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由參考上日銀行間市場加權平均價確定，改為參考上日收盤價，但維持人民幣匯率日浮動區間±0.3%不變。2006年1月4日，央行進一步引入了做市商制度和詢價交易機制，改變中間價的定價方式。

　　此次匯改成效明顯。首先，有效應對了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面臨的挑戰，促進了中國的對外開放和經濟增長，增強了國家綜合國力。其次，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當中起到了重要的支撐作用。提升了人民幣的國際地位，海外的離岸市場開展人民幣國際化業務，特別是香港的離岸市場日益活躍，為人民幣走出去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本次匯改之后，我國經濟增長的模式開始改變。同時，這個時期外匯儲備大幅度增長，為我們增強了走出去的實力。1994年的匯改，讓我們度過了亞洲金融危機帶來的沖擊，2005年的匯改，讓我們成功應對了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挑戰。

　　第三次是2015年的匯改，這是向浮動匯率轉變的一次有益嘗試。2015年8月11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對中間價報價機制進行改革。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報價，要參考上一個交易日的收盤匯率。在這個過程中，為了保持人民幣穩定，在2015年12月11日發布人民幣匯率指數，強調要加大參考一籃子貨幣的力度，以更好地保持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匯率的基本穩定。此后，在收盤價基礎上，又進一步引入了一籃子貨幣以及逆周期因子。

　　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取得了哪些成效?

　　第一，有效推動了中國經濟對外開放。匯率機制改革總體上循序漸進，與我們改革大的進程相一致。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深化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有利于實現互利共贏、長期合作和共同發展，有利于維護我們國家經濟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和國際經貿環境。

　　過去40年，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適應了中國對外開放的需要，為提高對外開放水平提供了動力和壓力，促進了出口結構的優化和外貿發展方式的轉變，為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境。

　　通過匯率改革，促進對外經濟政策調整，在此基礎上，通過擴大內需、改革生產要素價格、擴大進口等組合政策措施，加快了經濟結構調整步伐。再有就是對外開放的水平顯著提高，“引進來”“走出去”步伐大大加快，促進中國工業體系加快融入全球產業鏈，提升了中國整體經濟參與全球市場的深度。

　　第二，有力促進了經濟增長和宏觀經濟的內外平衡。改變過去過度依賴出口的增長方式，提高國內消費和服務業的占比，保持了中國經濟“高增長、低通脹”的運行格局，避免了經濟在遭遇外部沖擊時出現大起大落。另外，經濟內部失衡的問題得到了有效緩解，人民幣匯率彈性上升，促進了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第三產業對GDP增長貢獻率不斷提高，由2012年的44.9%上升到2017年的58.8%;最終消費對GDP的貢獻率由2012年的54.9%上升到2017年的58.8%，經濟增長的模式由投資拉動型轉變為消費驅動型。

　　再有就是外部失衡也得到的緩解，改變了國際收支雙順差的局面。我國外匯儲備規模從2014年8月份的歷史高點逐步下降，短期資本流動趨于平衡。

　　第三，完善了國內的資本市場，抵御了外部金融危機的沖擊。現在資本賬戶的開放也在逐步推進，截至2017年末，根據IMF分類的7個大項目和40個小項目中，有34項均實現了全部或部分可兌換，完全不可兌換的小項目6個，主要與衍生品交易、非居民在境內發行股票、個人外幣貸款等相關。

　　匯率形成機制逐步完善，匯率水平基本在一個合理水平，最重要的是有效應對了1997年和2008年兩次金融危機的沖擊，保持我國經濟的穩定發展。

　　第四，加快推動了人民幣國際化進程。2009年，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啟動推廣，人民幣在跨境貿易和直接投資中的使用頻率和規模穩步增加，離岸市場迅速發展。SWIFT統計顯示，截至2017年12月末，人民幣在國際收支貨幣中的份額為1.66%，人民幣成為全球第五大支付貨幣、第三大貿易融資貨幣和第五大外匯交易貨幣。

　　截至2017年末，人民銀行陸續與37個國家和地區央行或貨幣當局簽署了雙邊本幣互換協議，協議金額超過3.3萬億元，互換功能由維護金融穩定為主延伸到維護金融穩定和便利雙邊貿易投資并重。

　　在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的帶動下，境外人民幣業務迅速發展。截至2017年末，香港人民幣存款總計5591億元，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額總計4184億元。2015年11月30日，IMF正式批準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人民幣國際化取得重大突破。

　　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有哪些成功經驗?

　　一是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始終遵循了市場化的改革方向，逐步減少政府對人民幣匯率的直接干預。

　　二是始終堅持改革的自主性。在人民幣形成機制改革過程中，我們始終堅持從我國的根本利益和現實情況出發，決定匯率改革的方式、內容和時機。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我國仍然堅持匯率穩定，維持了匯率制度的可信性，向市場傳輸了清晰的信號，有效穩定了國內價格預期。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以美國為首的G7、IMF等都在不同場合強烈要求人民幣升值。中國政府堅定維護自我利益，堅持以我為主，為應對危機做出了貢獻。

　　三是堅持改革的漸進性。我們的改革是循序漸進的，無論是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還是資本項目的開放，都是按照我們國家總體經濟的基本面和改革的需要來推進的。

　　四是堅持改革的可控性，盡可能減少對宏觀經濟的沖擊，防止對外向型企業的打擊，避免金融出現大的波動。

　　余永定：

　　匯率改革應更多發揮市場在匯率形成中的決定性作用

　　匯率是一種貨幣對另外一種貨幣進行交換的一種比例。比如說1美元等于6.2元人民幣，這個6.2就是匯率，這是直接標價法。也可以用另外一種方法，即1元人民幣等于多少美元，比如等于1毛6，這是間接標價法。

　　匯率由什么決定?研究匯率時，可以把美元看作一種商品。例如，把美元看作大白菜。在討論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價格的時候，討論美元供求關系的時候，我們可以先把美元供給看作是大白菜的供給。

　　如果政府不去干預，白菜的價格會是多少呢?這取決于白菜的供應情況和市場對白菜的需求，美元也是如此。如果沒有干預，這兩條斜線(供求曲線)的交點就是美元的均衡價格，這完全由市場決定。

　　但正像我們早年經歷過的情況一樣，由于市場上白菜供應不足，為了防止菜價上漲，政府對白菜實施價格管制。在美元供不應求時，如果不想讓美元漲價，政府就對美元實行價格管制(即不讓美元兌人民幣價格上漲)。

　　舉個例子，假設美元兌人民幣的均衡匯率是6.2，但政府要讓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定在6.8，此時，市場上的美元供大于求。一旦市場上的白菜供大于求，為了維持白菜價格不變國家就需要買進白菜。同樣，當美元供大于求時需要央行干預，為了不讓美元貶值(即不讓人民幣升值)，央行就需要買進美元，這樣一來外匯儲備就增加了。

　　還可能有另一種情況，假定美元兌人民幣的均衡匯率依然是6.2，但央行想把匯率定在6元人民幣換1美元。美元這么便宜了，美元需求增加。在這種情況下，央行為了使匯率保持在6元人民幣換1美元的水平。只能不斷向市場投放美元，這樣做的結果將導致外匯儲備減少。這正如為了壓低白菜價格，國家需要不斷向市場投放白菜。

　　匯率價格是怎樣確定的?基本上有兩種方式，第一種是遵循市場規律，由市場供求決定。美元多了美元就貶值，少了就升值，如果美元的供給和需求正好相等，其價值就會穩定在均衡點，或圍繞均衡點波動。第二種方法是政府根據不同事先確定的規則干預市場。

　　外匯市場上的不均衡的狀態又與國際收支有關系，如果國際收支是順差(如長期以來，中國經常性項目是順差，資本性項目也是順差)，市場上的美元就會供大于求、美元就有貶值壓力，人民幣就有升值壓力。如果政府不想讓人民幣升值，就得干預外匯市場，買進美元，積累外匯儲備。如果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出現了逆差，或者說國際收支出現了逆差，美元的需求大于美元供給，央行就得投放美元到市場上，讓匯率保持在想保持的水平上，從而消耗外匯儲備。

　　什么是盯住匯率制度?直接盯住匯率制度，就是讓人民幣兌換美元固定在一個價位不變，不管外匯市場供求怎么變，就定在這兒不動。

　　在這種情況下，央行的做法一般是：美元供應多了就買進美元，少了就賣出美元。通過這樣的方式讓美元價格維持在穩定水平上。從1997年到2005年，人民幣基本上是盯住美元的。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人民幣盯住美元，不讓人民幣貶值，既穩定了中國市場，也穩定了亞洲金融，是非常正確的。

　　盯住美元最顯著的一個好處是消除了不確定性。例如，企業可能生產情況非常好，產品暢銷國外市場。然而匯率突然變動了，本來盈利的企業，有可能因此轉為虧損。假如某種產品的生產成本是8元人民幣，按照1美元兌換10元人民幣的匯率計算，該企業在美國每賣出1美元產品，原本可以換回10元人民幣，利潤率約為25%;但如果匯率突然變成1美元兌換8元人民幣，該企業每賣出1美元商品，只能換回8元人民幣，利潤率為0%。若匯率始終是1美元=10元人民幣，企業就不必擔心匯率波動的影響。因此，企業是不希望看到匯率不穩定的。穩定的匯率，能給企業帶來比較良好的生產環境。

　　盯住美元可能帶來什么問題?資源配置要由市場來決定。盯住美元實質是在外匯市場上實行價格管制，價格管制必然導致資源錯配。盯住美元或可降低企業對美出口的不確定性，但同時也可能增大對其他國家出口的價格不確定性，如對日本出口的不確定性。舉個例子，原來美元兌日元匯率是1美元等于100日元，假如美元兌日元的匯率變為1美元等于140日元，升值了40%。由于人民幣是盯住美元的，所以人民幣兌日元也同樣升值了40%。在這樣的情況下，出口到日本標價為100日元的商品，原來能兌換6.2元人民幣，現在由于升值，只能兌換4.43元人民幣。這樣一來，企業就會受損，就會減少對日出口。中國不僅對美國有出口，對其他國家也有出口，因而盯住美元在消除了對美國出口不確定性的同時，由于美元對其他國家匯率的經常性變動，增加了對其他國家出口的不確定性。

　　長期以來，中國的匯率制度是“參考一籃子貨幣的有管理浮動”。2016年初，我們的匯率決定機制又有了發展，采用了“收盤價+24小時籃子貨幣穩定”的匯率中間價定價公式。根據這個公式確定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有其好處，但問題也不少。中國這些年來的匯率改革總體是成功的，但改革步伐仍慢。央行去年宣布已經結束對外匯市場的常態化干預。這是一個重要進步。希望央行依然堅持不干預的方針，在堅持必要資本管制的前提下，讓市場供求決定人民幣匯率。

　　李揚：

　　目前保外匯儲備比保匯率更重要

　　匯率決定是一個高度復雜的過程，它涉及水平和決定機制兩個側面。我們更應關注匯率水平，還是關注其形成機制?我的答案毫無疑問是，更應關注機制。

　　多年來的經驗告訴我們，沒有任何一種匯率理論能夠成功解釋現實的匯率。所以，在理論和實踐之間，我們要向實踐致敬;在模型和市場之間，我們更要敬畏市場。

　　匯率是一個開放型體系。做模型，體系越封閉越好，而匯率非常開放，各種各樣的金融因素、經濟因素、政治因素，甚至心理因素都會對其產生影響。所以，沒有任何一個匯率理論能夠有效解釋匯率的現實運動。

　　我們主要應關注匯率的形成機制，應當致力于創造能夠不扭曲匯率形成因素，并能充分展示這些因素的機制。把太多精力放在匯率水平的計算上，得不償失，因為匯率不是算出來的。我們要向市場學習，要致力于建立一個讓人民幣能夠充分展示購買力的市場機制，然后讓它和別的國家的貨幣形成匯率體系，并讓這個匯率體系引導我們在全球有效配置資源。

　　因此，對于人民幣匯率問題，下一步的重點是深化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大環境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中環境是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在這些“周邊環境”改革不斷推進的背景下，重點在建立有效的人民幣匯率形成的微觀市場結構上下功夫，包括參與者、工具、交易機制、交易市場，以及風險管理機制等各種制度規定等，在所有這些方面，我們都有很多事要做。

　　我們今天討論人民幣匯率問題，當水平和機制放到一塊討論的時候，我們的回答是重機制，就要把改革置于第一位。

　　匯率問題與外匯儲備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因此，制定匯率政策始終回避不了的問題之一就是，當對匯率的沖擊發生時，我們究竟是保護儲備還是要維持匯率?在不同歷史時期，答案是不同的，不同國家給的答案也是不同的。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保儲備應該比保匯率更重要。

　　亞洲金融危機給了我們很大的教訓。那時，一次沖擊過來之后，泰銖迅速貶值，為避免人心惶惶，當時，泰國政府采取了保匯率的措施，結果，兩個星期下來，400多億美金儲備全打水漂，但匯率還在繼續下跌。這個教訓值得記取。

　　現在大家說匯率問題的時候，比如中美匯率，對象國是美國政府，這在相當程度上是誤解，事實上，在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問題上，美國政府及其政策固然是重要因素，但國際私人資本可能更為重要。國際資本在看大勢，賭風頭，它們要從中牟利，亞洲金融危機可以看得很清楚。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新一輪全球化的主要動力是并不明確歸屬于某個國家的國際私人投機資本，它們若富可敵國，甚至敵過很多大國，這些國際私人資本肆虐，就會把一個國家的經濟搞得十分混亂。國際私人資本遵循的是市場規則，國與國遵循的更多是政治規則。因此，針對匯率問題，主要關注對象應當是國際投機資本。要弱化它們的惡意沖擊，重要的還是要把自己的市場搞健全，讓市場很少能有大的套利機會，或者是獲大利的機會，這樣，匯率才能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