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后，又一大波漲價通知來了!而這一次漲價的最重要的導火索來自于化工園區的整治。
　　2018年4月下旬，隨著江蘇設區市連云港轄區內的化工廠污染問題被曝光，引發了中央和江蘇的高度重視。目前，以化工產業和化工園區為重點對象，沿海沿江地區掀起了新一輪環境大整治行動。直接導致了染料，染化助劑等各項成本瘋漲，印染業一再陷入染費染料漲價的狀態。

　　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國化工園區建設發展開始起步。據中國石化聯合會化工園區工作委員會最新的統計數據，截至2017年底，全國重點化工園區，或以石油和化工為主導產業的工業園區共有601家。
　　而根據2016年底互聯網公開信息，對全國50個城市近15年間的化工廠搬遷情況進行查找和梳理后，獲得了一份700多家化工廠搬遷的名單。在有明確搬遷新址信息的503家化工廠中，有88%以上的化工廠都選擇了搬進工業園。
　　如今，化工廠從人口密集的城區搬離，并遷入工業園區已是官方與民間的共識。理論上，大量工業園區的建立可以更有效地承接城市化工企業的搬遷，但與此同時仍有一些問題不容忽視：
　　1、2018年已經過半，“進區入園”、環保達標已經成為每個印染、化工企業的經營底線。一場淘汰落后產能、轉型升級、綠色可持續發展的供給側改革正式拉開帷幕。而另一方面，印染、化工區整體關停也正愈演愈烈!據不完全統計，到2018年底預計化工園區數量將減少100家以上。兩者矛盾沖突之下，是否所有政府要求搬遷的化工企業能找到對口的工業園?工業園的入門門檻又是否會攔住一部分有入園需求的化工、印染企業?
　　2、回顧10年來的化工園區發展，關停并非個例，據不完全統計，07年至今，已有4家化工區整體退市，千家園區內化工企業關停整治。隨之而來的是有機硅、PTA、染料、樹脂、MDI、環氧丙烷等原材料的上漲大潮。很多品種甚至有價無貨，下游直接關閉生產線。這些關停產能急劇收縮帶來的影響如何?
　　鎮鎮都有工業園
　　化工廠搬遷與工業園的建設本就是關聯動作。
　　工業園區的興起，與九十年代大量跨國企業進入中國有關，在對外開放程度最高的江浙一帶首先出現。2000年后，隨著國家“退二進三”和“退城入園”政策進一步推進，工業園區的建設速度也明顯加快。截至2015年底，全國重點化工園區或以石油和化工為主導產業的工業園區共有502家，而在遠離城區的鄉鎮地區，各式各樣的工業園更是不計其數。
　　從統計各城市數據來看，青島、武漢等老牌工業城市的工業園區數量都比較多。特別是武漢，很多重要的化工企業都位于市區，政府在規劃工業園時在市郊布局了七個不同方向的工業園，供不同類型的企業對號入座。2008年，位于武漢東北部的化工區正式掛牌成立，同年便有武漢有機化工廠、雙虎涂料等多家企業集中確定搬遷計劃開始搬遷。到2015年，隨著市區最后一家化工廠外遷，武漢終于完成了三環內無化工企業的目標。
　　一個城市的工業園有規劃于城區周圍的，也有在下轄縣市、鄉鎮的。據此對化工廠搬遷去向分別統計可發現，搬遷到下轄鄉鎮工業園區的化工廠數量占到總數的90%。
　　相對來講，城區工業園與鄉鎮工業園在安全設施與監管門檻方面存在一定差異。這同樣影響著不同規模和性質的化工企業搬遷方向的選擇。
　　根據“天眼查”信息，將443個搬到工業園的化工廠按照企業性質分類，從結果可以看出無論是搬到城區周圍還是下轄鄉鎮的工業園，民企的比例都是最大的。但搬遷至城區周圍工業園的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的比例均高于搬至鄉鎮工業園的比例。
　　近十年來，全國不少地方相繼提出并實施“工業立市，園區興市”戰略。試圖通過構建承接國內外產業資本梯度轉移的平臺，搶抓發展機遇。有些地方為了實現所謂的“筑巢引鳳”，要求每一個鄉鎮都要規劃興建工業園區(工業集中區)，并將此列入鄉鎮黨委政府領導班子及其成員政績考核的范疇。這樣的“大干快上”難免使得政府對搬遷來的化工廠放松審查和監管，無疑又將產生新的隱患。
　　建設趕在規劃前，走彎路重新洗牌
　　眾所周知，化工產業高產值、高稅收，是不少地區GDP及財政收入的支柱，然而在“鎮鎮都建化工園”的繁榮表象下，規劃時的“短視效應”也逐步顯現。
　　和武漢這種對化工行業十分重視的城市不同，一些城市在工業園興建之初，根本沒有進行詳細的規劃，也沒有擬定相關規范，工業園建設的門檻很低，很多項目都是匆忙上馬，缺少前期規劃及環保、法律各方面的評估，導致很多地方出現圍個圍墻掛個牌就號稱是工業園的情況。有些地級市，一個市就有十多家化工園區，更有一個縣的化工園區就超過了10家。
　　然而這樣潦草建立的工業園只能給企業提供水電等基本設施，很難達到“1+1>2”的協同效應;更糟糕的是有些工業園不具備排污、消防、應急處置能力，環保要求也往往不達標，甚至有可能發生連環安全事故，這種工業園的存在無疑給整個周邊地區帶來無盡的困擾。
　　2015年天津港“8˙12”大爆炸暴露出我國化工行業管理的亂象，給各地的工業園敲響了一記警鐘。15年年底，工信部要求各地從城鄉、生態和環保等方面重新科學制定園區的發展規劃，不少省份開始“忍痛”治理化工產業和園區。
　　16年5月初，山東省發布數據稱，全省共有9069家化工生產企業，規模以下占63%;有199個化工園區，化工企業入園率32.8%。工業園中目前已關閉化工生產企業651家，責令整改企業2157家。
　　今年1月，我國化工第二大省江蘇發布了《江蘇省推進城鎮人口密集區危險化學品生產企業搬遷改造實施方案》(以下簡稱《方案》)。《方案》指出，到2025年，城鎮人口密集區現有不符合安全和衛生防護距離要求的危險化學品生產企業就地改造達標或搬遷進入規范化工園區或關閉退出，企業安全和環境風險大幅降低。《方案》要求，2018年3月底前，各設區市完成調查摸底評估，發布全省可承接遷入企業的化工園區(集中區)名單;2018年6月底前，各設區市制定上報搬遷改造行動方案;2018年12月底前中小型企業和存在重大風險隱患的大型企業全部啟動搬遷改造，2020年底前完成(關閉退出的2018年底前完成);其他大型企業和特大型企業2020年底前全部啟動搬遷改造，2025年底前完成。
　　工業園區提門檻，污染企業去向何方?
　　盡管化工廠退城入園早已是大勢所趨，但在搬遷過程中，小編發現仍有一部分漏網之魚沒有搬到工業園區。這就得從國家政策對工業園環保要求的逐漸規范說起。
　　上世紀末“退城入園”政策剛開始興起的時候，各地方紛紛積極投建工業園，但其實很多工業園在環保方面的管理十分松散，根本達不了標。
　　隨著環境治理的腳步逐漸加快，國家對工業園的環保要求越抓越狠，導致園區對入園企業環保水平的把控也越來越嚴格。例如2011年被揚州化學工業園擋在門外的33個項目中，就有23個項目是由于環保不過關被拒。
　　工業園環保門檻的提高，對其自身的優化無疑是有利的，但換個角度來看，工業園吸納高污染企業的作用無法充分發揮，這些連化學工業園都不敢要的重污染企業搬到園外，是否會對新址附近居民的生存環境產生威脅?
　　廣州重點化工企業的昊天化工就是這樣一例。2006年，昊天化工卻因為污染嚴重，隱患頗大，連選兩個化工園對方都不敢接收，始終無法成功入園。最終，陽江政府在居民的一片反對之聲中，積極促成昊天落戶陽江。
　　搬郊區再搬外市，城市擴張“驅趕著”工廠
　　也許正如在一線城市打拼的年輕人“逃離北上廣”一樣，化工廠在一線城市的生存空間也已經越來越小，不得不向外市搬遷。
　　在化工廠遷往外市比例的前十名中，一線城市“北廣深”占據三席。其實北京的化工廠搬遷從很早就開始了。2004年，北京第一次提出建設“宜居城市”的概念，次年決定將城區內的化工廠搬遷到五環外。如今，昔日著名的北京東南郊化工區已經成了CBD的中心地帶，周圍滿是高檔商場和住宅。
　　大都市的城市定位早已不是“工業城市”，“高精尖”才是它們未來的發展方向;另一方面，一線城市寸土寸金，房價越炒越高，商住用地都難以滿足，根本沒有空間留給化工這樣占地面積大、污染嚴重、效益又不算高的行業。
　　事實證明，把化工廠搬到城市外圍只能是治標不治本。北京的城市化發展速度太快，不到幾年化工廠新址周邊已經樓房林立，剛落腳的企業只好再一次外遷，在石家莊、邯鄲等地再次落戶。
　　其實換一個角度也許就能很好地解釋，為什么化工廠一直在向城市外圍搬遷但“化工圍城”的困境一直得不到根治。
　　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人口的爆炸，老城區周邊不僅要承接化工廠的遷入，還要接納市區過飽和的人口，分身乏術。有時候明明是化工廠先來，居民后到，鄉鎮變城市，卻被扣上了“化工圍城”的名號;有時候甚至是遷入的化工廠激活了當地的經濟，繼而形成人口聚集區，演變成居民“與毒為鄰”的局面。這些情況，與其說是“化工圍城”，倒不如說是“城圍化工”。
　　但從現實角度看，不論是“化工圍城”還是“城圍化工”，化工廠安全問題的產生和“安全防護距離”的不足都有脫不開的干系。
　　簡而言之，就是規定有安全風險的企業應該距離人口密集、財產重大的地點多遠。化工行業作為高危行業，也理應有嚴格清晰的安全防護距離規范。
　　環保風暴既是挑戰也是機遇，其實，印染化工企業需要的是政策的引導和支持。簡單關停企業、裁撤園區，或者轉變園區的定位是”堵“，我們更需要的是”疏“——調結構、轉方式、優化工藝路線，走循環發展之路。
　　前段時間的”芯片“危機還在眼前，印染、化工作為基礎行業不僅要做大還要做強，這才是我們印染、化工人真正的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