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建議，從長遠來看，我們需要依靠以產業集群為重點的戰略來支持企業的集體轉移，或者可以通過現有集群中的大型“錨定”企業以及全球品牌或零售企業的共同促進來實現。潛在的東道國政府和中國政府部門也要加大力度，幫助和支持企業家從中國進入到低收入國家，因為他們往往面臨著艱難的商業和市場準入壁壘。

　　對長三角和珠三角的640家勞動密集型輕工業調研顯示，27%的鞋類企業要么已經在國外投資，要么計劃未來三年實施，中國鞋類產業越來越多地搬遷到東南亞和非洲。

　　這是12月4日，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研究中心與英國海外發展研究所合作發布《應對中國輕工業成本上漲：發展中國家有什么機遇?》報告中顯示的。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研究中心與英國海外發展研究所團隊，調查了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涵蓋服裝、鞋類、玩具和家電四大門類、共計640家的勞動密集型輕工制造業企業，了解中國沿海地區輕工企業為應對成本上漲采取的應對方法和“走出去”的決策情況。

　　報告表示，過去三年中國勞動密集型企業年均工資增長率達到10%-20%，勞動力成本上漲已成為大多數企業面臨的頭號挑戰。有10%的企業，已在或計劃未來三年在海外投資。

　　640家輕工企業轉型樣本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輕工制造業在長三角和珠三角等地大放異彩。近年由于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正在考慮“走出去”，在全球尋找機會。

　　報告顯示，中國勞動密集型企業正在失去比較優勢，勞動力成本上漲已成為大多數企業面臨的頭號挑戰;五險一金、原材料成本等要素的價格上漲，都增加了輕工制造業的壓力。

　　為應對勞動力成本的上漲壓力，超過60%的受訪企業將技術升級作為降低勞動力成本、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首選策略。報告發布人介紹，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國科學技術十多年來的飛速發展。

　　據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張曉波教授介紹，中國在跨過劉易斯拐點之后(約2004年前后)，國家專利的申請數量大幅增長，除此以外，我國專利在美國的申請數量，產業實際應用數量，與歐美等傳統發達國家相比都毫不遜色，增長幅度更是處于國際領先水平。

　　然而，自動化策略應用于輕工制造業仍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以鞋類部門來看，其生產過程中的核心環節和必要環節都依賴于手工制作，難以通過提高自動化來替代勞動力成本。而其他很多企業采取的策略是加強對要素投入和產品加工過程中的成本控制，改變生產線或擴大市場。走出去到海外設廠，也成為他們的一種應對方式之一。

　　調研團隊發現，有10%的企業已在或計劃未來三年在海外投資。這其中有8%的外資企業傾向于前往國外，是內資民營企業數量的四倍。鞋類企業更有可能因為勞動力成本上漲而搬遷到其他地區：27%的鞋類企業要么已經在國外投資，要么計劃未來三年實施。

　　報告發布人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外資、中外合資企業更愿意走出去，國際化水平更高，適應能力更強。

　　他介紹，總體來說，這些數字比例都很小，受訪企業談到較多的是在國外開展業務面臨著很多新的挑戰與風險;還有一個原因，可能是因為調研企業不包含已經全部遷往國外的企業，這一小部分沒有算在里面。

　　張曉波教授表示，10%比想象中低很多，但這是一個比較值得可信的數據，事實上，中國國內工資差距仍很大，相比于非洲和東南亞國家，我國的中西部地區更具實際意義的吸引力。

　　張曉波調研發現，我國河南、安徽、四川、江西等地的返鄉創業率和外來資本投入率均為全國最高。不少本土企業還創新生產方式，利用婦女、老人等閑散勞動力進行生產，在保證降低生產成本的同時還挖掘了我國的潛在勞動力。

　　從東南亞到非洲市場

　　中國輕工工藝品進出口商會副會長張杰補充說，很多外資企業是全球化治理，其走出去有自己的軌跡，以耐克、阿迪為例，他們的一些加工業務先到中國，現又轉移到東南亞，但一些核心高端技術的制造產業還留在中國，包括很多跨國公司的研發中心也還留在中國，因為中國的勞動力的素質還是有優勢的。

　　調查還發現，大型企業普遍比小型企業更有可能向海外擴張或轉移生產線。相比于貼牌生產(OEM)和自主品牌(OBM)企業，設計代工(ODM)企業更有可能在海外建立生產基地。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歐美提供的優惠關稅待遇，遷往低收入國家可以有助于它們節省關稅。

　　調研結果顯示，自2010年以來，很多企業已陸續向低收入發展中國家轉移產業。盡管到目前為止，轉移企業數量相對較少，但產業轉移速度正在加快。東南亞國家仍然是最受歡迎的投資目的地。以孟加拉國為例，其勞動力成本低至月薪700元人民幣左右，成為許多大型服裝企業轉移生產線的首選;而泰國，則以十分友好的政策紅利來吸引投資。

　　此外，國內知名的假發生產商瑞貝卡將子生產線布局至非洲的尼日利亞、加納等國，接近公司總產能的一半;華堅集團進入埃塞俄比亞三個月，就使當地皮革產品出口增長了57%。但不得不承認，即使有一些非常知名的中國制造商牽頭投產，但相比于東南亞，并沒有很多受訪企業視非洲為自己的首選。

　　針對這一問題，在埃及有業務經驗的中非泰達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劉愛民，以自己埃及的親身經歷現身說法，非洲政治不穩定是制約產業轉移的關鍵因素之一，他總結發展海外業務要嚴格按照市場化的方式去摸索，另外中國企業走出去要“求同尊異”，需要包容。張杰認為，我國企業走出去不能再停留在道聽途說、單打獨斗的原始階段，企業“走出去”需凝聚企業、政府和行業協會的力量，另外中國企業要抱團取暖。

　　報告建議，從長遠來看，我們需要依靠以產業集群為重點的戰略來支持企業的集體轉移，或者可以通過現有集群中的大型“錨定”企業以及全球品牌或零售企業的共同促進來實現。潛在的東道國政府和中國政府部門也要加大力度，幫助和支持企業家從中國進入到低收入國家，因為他們往往面臨著艱難的商業和市場準入壁壘。